21日下午，十九大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发改委官员介绍了关于中国经济的情况，表示要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不愿投、不敢投的问题。民间投资下滑，正是李克强解而未决的事情。日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对民间投资下滑问题做出了分析。经济学家何清涟等认为，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是政商结合制度管道的始作俑者，李克强改革阻力很大，趋利避害是民企天性，2013年李嘉诚大规模海外投资惊震大陆民企。

当天谈及民间投资增幅放缓的问题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民间投资放缓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有一定共性，过去民间投资集中的领域是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当前这两个行业发展相对弱。

发改委工作重点：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

张勇说，民间投资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是发改委工作的重点，特别是要解决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不知往哪投等问题。

19日，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长数据公布以后，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第四季度将继续放缓，而明年还会继续下滑。

调查显示：民企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存在顾虑

日前，在北京大学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这里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介绍，在对民营企业的调查中，他发现，民营企业对参与PPP项目仍然存在顾虑。民营企业最大的顾虑来自对政府换届、换人的担忧，担心政府因为换届而导致新官不理旧账，进而带来项目中断或者变更等风险；政策的变动、政府的偿债能力以及投资以后能否顺利退出等，也是民营企业在参与PPP项目时非常关心的问题。

促民投李克强屡次研讨要求给民企一颗定心丸展开专项督查

据《新华社》去年8月1日消息，“近期国务院9个督查组对全国各地调查发现，确实有一些地方存在着民间投资准入门槛过高、改革不到位的情况，还存在不少『玻璃门』和『弹簧门』。」”

据新京报去年7月19日报道，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近年来每年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超过50%的财政税收。民间投资更以超过社会投资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但从2015年四季度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回落现象。

去年7月18日，李克强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主持会议，国务院官员以及31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和各部委负责人参会，只为部署一件事：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李克强说，“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

李克强认为民间投资影响当下和未来，“必须认识到，民间投资总量大，对消费和就业都有很强的带动作用。这不仅关系到『稳增长』，更影响着『调结构』。”

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3.5%，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9.6%；但安徽、四川等中西部省份，民间投资增速却滑落至6%左右，而东北地区滑落尤其严重，其中辽宁1—6月民间投资为58.1%的负增长。

李克强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给民营企业一颗「定心丸」。“『权力清单』不明确，怎么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呢？”

去年6月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和各参会者专门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工作汇报，仅这项议题就足足讨论了3个多小时。

去年5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进-平:翻毛版

今年9月，经济学者何清涟撰文指出，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中国政府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梦想：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

何清涟指出，人们惊呼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进-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利益阶层垄断财富与上升机会导致仇官仇富

何清涟分析，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中国私有化结果英文调查报告是为了促进入世

何清涟文中说，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也不允许学者发表有关私有化过程的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中共官方还坚持宣称“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条“不搞私有化”。但是，这一谎言只是用来欺骗国内公众，实际上，中国政府曾经委托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进行了几次有关中国私有化结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外，以便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开始推进私有化，从而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铺平了道路。

政商关系的变化三个代表开启政商结合的制度管道实则全落实为中共代表了

何清涟文中说，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之后，中国政商关系进入关键性转折，商界精英正式成为中共统治的重要同盟，这表明中共统治更换了统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还在，但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连名义上的也被正式放弃）。

何清涟文中分析，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在每道关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何清涟文中指出，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政商结合的制度管道，中国民营企业家由此挺进政坛，三个代表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融合提供了合法性。

2000年6月，何清涟在上海欧亚管理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是“两实一虚”，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实指，执政集团代表“先进文化”也是实指，经济精英被吸纳入中共，因此这“两实”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一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终究还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说是“三个代表”，其实全由中共代表了。

“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后，何清涟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

民企老板的忧心

何清涟文中提到，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另举一例，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一直很贴心，但在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的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他认为，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2014年4月25日，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一模一样，这样基本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一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私营企业家的集体焦虑李克强改革阻力很大李嘉诚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对中国私企示范作用强烈

2014年9月6日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是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但仍然无法缓解私营企业家的集体焦虑。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9月6日报道，2013年9月初李克强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全国工商联对民间资本投资政策的调查评估汇报。中国政府网报道，全国工商联的报告反映很多政策措施不到位，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遭遇不少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各地实施细则不具体、操作性不强，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设置过高，还存在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等隐性障碍。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国体改委工作的旅美学者程晓农就此分析说，更多的引入民间资本和更大程度市场化，是李克强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程晓农说，“显然之所以存在对民营资本的阻挠，就是因为央企和地方政府。靠他们自己评估，不可能得出靠谱的结论。”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李克强的政策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放权，逐渐收缩到有限政府状态。这里面有汪洋的影子，以前汪洋在广东也做过同样的事情，现在也在主管改革。但他们面对的阻力相当大。”

刘先生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复杂程度增加，任何经济改革都不可避免的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如果没有全面的政治经济整体改革方案，经济改革已经难以单独推进。

何清涟在《2014中国私人资本趋势－－出走》一文中指出，规避政治风险，2013年李嘉诚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对中国私企起了强烈的示范作用。

民营资本天性是趋利避害

据华尔街见闻去年6月报道，中国黄金集团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万喆6月12日发表文章称，去产能不是民间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民营企业投资减少，也不是因为经营变差引起的。

万喆认为，民间投资缩水如此厉害是因为民营资本趋利避害的天性。

民营资本这种趋利避害的天性，是其能够成为市场活力源泉的原因，但在发生了经济调整或者下滑的时候，往往会向着更坏的方向加速度行进，如果任由其“自由”生长，难免要经历一个最坏的结果，一个漫长的衰退。

万喆还表示，民间资本不够有信心问题或者正出在政府的加大力度支持市场上。当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时候，民间的反弹声浪就会特别大，企业的担心是，会不会有政策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忧虑应该来自于当前许多政策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