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街头撞见了灯光黯淡、装修老旧的兰芳餐馆。眼见波哥大入夜后雨势越来越大，老板又殷勤揽客，最后我还是决定进门，点了一份综合杂碎（Chop Suey mixto）。

南美的中国餐馆系谱很耐人寻味，背后大概都是不同的离散路径。

从厄瓜多尔、秘鲁一路往南，一直到玻利维亚和智利，中国餐馆一般都被直接叫做“Chifa”，不知道到底字源为何。到了哥伦比亚，“Chifa”这种说法却很少见，而且菜式名称还经常带有美国中式餐馆的影子，比如这里菜单上的 Chop Suey，在美国唐人街的餐馆里也很常见。

老板问我哪里来的。“早说你是台湾人嘛，这样说国语就行了。我以为你是泰国人。”

以一个中国餐馆老板的角色设定来说，他的语气有点太过高亢热情，但他浓浓的广东口音还是让我稍稍安心了些——广东人开的店，至少应该不会太差。

没想到我错了。炒饭的米粒，尝起来像放了八年半的储备军粮。杂碎本体倒是堪食，该勾的芡也没有少，但和纽约华埠的餐厅相比，还是天与地的差别。

综合杂碎（Chop Suey mixto）。

离开哥伦比亚几个月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但我却没有过年心情，天天只是刷着手机萤幕，看着对岸的肺炎疫情瞠目结舌。

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华尔街日报》因为使用“东亚病夫”这个历史辞汇指涉中国，在国际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东亚病夫”当然是个意象到位的双关语（毕竟得了肺炎当然是个“病夫”──姑且先不计较“夫”这个字的性别涵义），但终究不太政治正确，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然而吊诡的是，“东亚病夫”其实本就一直都是一个和中国的“复兴叙事”绑在一起的符号：正是那种帝国殒落、从天朝核心变成“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家道中衰的耻辱感，在推动着中国人的复兴想望。

之所以使用“半殖民半封建国家”这个名词，是因为这个词汇带有道道地地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殖民和封建，本就都是共产主义要打倒的敌人。但身为一个台湾人，我其实是在上了大学、读了中国出版的简体书之后才知道这个说法，于是也才发现，原来“复兴”这个词，在海峡两岸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对于身在“自由中国复兴基地”的台湾人来说，我们被灌输的“复兴叙事”里所要打倒的对立面，其实是共产党的中国，要恢复的则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体制、“被马列主义摧残殆尽的中国文化”，以及国民党对中国领土的治权。

然而对于新中国的大陆人而言，那个复兴叙事的对立面，却是“被外国势力割据控制的孱弱的中国”，要恢复的则是更抽象、更宏大的国族概念，以及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

台北的南京复兴捷运站。（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不过别误会，这个车站的命名没有政治意涵，纯粹只是刚好因为车站地点位于南京东路和复兴北路的交叉口而已。不过这些街道之所以会以中国城市命名，当然还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和政治意涵的，但那是另一个主题了。

有趣的是，这种复兴叙事不只牵动了中国人的想望，也牵涉了两岸政权的竞合均势，以及海外华人认同的锚固对象。

去年许多海外中国人／留学生因为反送中事件而在外国街头抗议、民族意识高涨的时候，我正好在读 Philip A. Kuhn的 Chinese Among Others（商务印书馆出了中译本，书名叫《华人在他乡》）。和时事两相对照，这本书越读越有意思。

Kuhn在书中特别强调海外华人和原乡的连结，指出过去的华人其实不太有“移民”的概念，始终认为自己有朝一日要落叶归根，因而只是短暂居留的“侨民”。

我去年也刚译完一本关于美国华人铁路工的专书，作者就在书中提到，许多华工当年就算客死异乡，也要把遗骨运回故乡，导致美国很多华人会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运送华人遗骨，其业务量之大，大概可以干脆成立一间“太平洋殡仪公司”。

这种和原乡的强大连结、没有觉得自己“要永久移民”的现象，和今天很多因为各种原因，想要取得美国护照的华人很不一样，也和当年美国境内的其他欧裔移民不同。（不过与原乡连结这点，似乎也可以拿来解释，为何今天东南亚和韩国的华人这么讨厌台独ＸＤ）

真要说起来，在美国的移民之中，还有在和“原乡”保持强烈连结意念的，或许就只剩下犹太裔的移民了（虽然他们连结的可能更多是以色列这个想像中的“原乡”）。

此外，Kuhn似乎也同意，过去的海外华人并不是帝国扩张的工具，和因为殖民事业而散布各地的西方移民不一样，只是一群“没有帝国的商人”，因此不论到哪里，都是当地政权喜欢合作利用的对象。

这种“移民无害”、“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论点，也经常被现在的中国政府挪用，拿来安抚西方人对于“中国人随处可见”的焦虑。

然而矛盾的是，华人移民在今日的国际角力之中，的确也经常在为中国政府扮演中介角色，比如去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前，当地的华商便是穿针引线、资源挹注的窗口，而中共官方也曾明确宣示，海外华人就是推行一带一路的重要资源，可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斐济街头，一个歇业中的中国餐馆窗上贴满了当地的中文报纸。

不过综合 Kuhn的这两点观察，以及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联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不论是在韩国做田野，或是在其他地方旅游时，我遇过不少在海外定居的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居留身份不一，有些合法、有些非法，但大多都有个共通点：非常支持中国政府和习·进-平:。

记得有次我在埃及同时认识两个中国背包客，一个来自湖南长沙，一个长住迪拜。聊天时我问起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看法，结果长沙人不断摇头叹气，认为国内的政经状况很糟，也不看好中国的未来；在迪拜定居的那位恰好相反，不但支持中国政府，也看好中国未来国势。

这种“海外乐观、国内悲观”的现象，似乎呼应很多人观察到的现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好像往往更加“爱国”、更支持中国政府。

我也不只一次听到华人餐馆的老板和我说，“现在中国有钱了”、“现在中国人受尊重了”，仿佛是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上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巧合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也在高唱“起来”，大概也是中国人习于想像自己“被压迫、被迫蹲低”的来源之一。（西方有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Asian Squat”这个说法，但中国或许也有自己的东方主义和复兴叙事——“Chinese Squat”。）

于是我总想，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绪，或许也和华人移民内蕴的屈辱意识有关（不论来源是从小被教育的史观、或是在海外生活被歧视亏待的遭遇），而过去往往在客居社会从事底层职业的华人，似乎也更容易将个人处境和自己的国族身份扣连在一起，将自己在社会阶层中攀爬的想望，投射在国族地位的“晋升”之上，似乎也算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孔恩的观点。

再说，海外华人远离原乡，几乎不用承担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与负面影响，却恰好也是最能直接因为中国崛起而感到“地位提升”、分享崛起红利的一群人——如果他们不爱国，还有谁更适合爱国呢？

照这个逻辑来看，如果想要解决海外华人的国族主义衍生的问题，贬低中国体制、嘲笑中共专制都是没用的，因为那种被“看低”的感觉，或许正是这种国族主义的源头之一。

兰芳餐馆的老板与他的父亲。

于是我想起兰芳餐馆的老板。

当天晚上，我是餐馆打烊前的最后一个客人，于是他自己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和我交代身世。

原来老板的老家是广东中山，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时，只带了五十美元，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他一开始因为签证问题，只能在加勒比海岸的巴兰基亚落脚，先是在杂货店打了三年工，然后又被中山的老乡介绍到委内瑞拉的马拉卡波打工。

当年委内瑞拉人有钱，瞧不起中国人，经常用“Chinito”（小中国人）这种蔑称叫他。

“后来委内瑞拉不行了，总统想搞共产主义，搞得经济乱七八糟，现在还得靠中国援助。现在你说自己是中国来的，都很受尊重。”说着，他比了比厨房里的白人员工，说他现在雇用的都是从委内瑞拉逃来的“经济难民”。

到了九〇年代，他积攒了一些资本，决定离开委内瑞拉、回到哥伦比亚，最后在波哥大顶下了这间历史悠久的兰芳餐馆。到现在，他都还在使用前任店主留下的收银机，据说至少已有七十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