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叛徒”。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继续“追击”，打出了一个涉及8.4万人的“叛徒集团”，其中近3000人被整死。

李楚离是怎么被打成叛徒的？

李楚离，1903年出生在河北元氏县一个有钱人家；1924年、1925年分别考取西北大学、北京大学；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暴动；193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交通科科长；1938年参与领导冀东大暴动，之后长期在冀东工作，当过中共冀东区党委书记兼冀东军区政委等；1950年，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1年，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从上述简历看，李楚离是一个中共的“老革命”。到了文革时期，他怎么成了“叛徒”？

原来，1931年，他在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交通科科长时，因从事反政府活动被抓捕。1931年至1936年，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又称草岚子监狱）。当时被关押在这个监狱的中共党员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

1936年，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解决北方局干部人手不足的问题，请示中共中央批准，让薄一波等61人履行自首手续（在报上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出狱。李楚离是其中之一。

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批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都知道此事，且无异议。

1945年、1956年中共七大、八大召开前审查出席会议的代表资格时，七大、八大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时，对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都进行过审查，认定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就必须给刘少奇安一个吓人的罪名。“叛徒”这个罪名够份量。毛在文革中整人的重要打手康生，惴摩到毛的意图后，给毛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长期怀疑（刘）少奇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随着文革的发展，康生的提议最终得到毛的认可，变成中共中央的决定。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当年中共中央批准的“自首出狱”认定为“自首叛变”。

这就是文革时轰动一时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之由来。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都因此被打成“叛徒”，都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

涉及8.4万人的叛徒集团是怎么搞出来的？

李楚离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后，中央文革小组继续追查“叛徒”。李楚离曾长期在冀东工作。于是，冀东成为“抓叛徒”的重灾区。

1967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冀东的重要城市唐山，在听取唐山市造反派的汇报后，陈伯达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说：“冀东这个党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

陈伯达还点了几个人的名，说原唐山市委书记杨远是“国民党”，市长白芸“来历不清”，白芸的丈夫张达是“大庄园主”，唐山市委常委、党校校长方飞，他到底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值得研究。

陈伯达发话后，唐山市“冀东专案组”，由原来的20多人，一下子扩大到280人。1968年2月11日，成立了唐山地区深挖工作领导小组。

然后，层层建立“深挖”领导小组。唐山地区、各县、各大厂矿，如乐亭县、遵化县、丰润县、抚宁县、玉田县、秦皇岛市、昌黎县、柏各庄农场、开滦矿务局、启新水泥厂、华新纺织厂、地市机关、文卫、财贸、公安系统也都成立了深挖工作班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深挖工作网。

深挖自上而下，越搞越大，越搞越离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抓住一点两线，即以冀东区党委核心为重点，以冀东区党委社会部、城工部为两条线，深挖其延续——当时的唐山地、市、县委领导核心，地、市公安系统中的“叛徒网”和“特务网”；要“环环扣紧，步步深追，挖一个带一串，挖一点带一面”。

他们从1922年冀东建党开始搞起，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把原来在冀东工作过的大批干部列为审查对象，对冀东区党委历任主要领导都进行了调查。

深挖的结果是：“冀东党从1922年建立唐山地委，演变到1949年5月冀东区党委撤销，27年间历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主要负责人，80%以上是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

“历任唐山市委书记，80%以上是叛徒、特嫌、走资派。”

“冀东行署5位领导干部都是叛徒、特嫌、国民党。”

他们对冀东区党委社会部、城工部的工作人员，逐人进行调查登记，搞了一个《城工部唐山地下党叛徒特务网示意图》。称“冀东党委城工部不是共产党的城市工作部，而是不挂牌的国民党的市党部，是牛鬼蛇神的俱乐部，是叛徒、特务打入我党的介绍部，是党内叛徒、特务与敌伪顽相勾结的联络部，一句话，它是中国赫鲁晓夫为复辟资本主义网罗牛鬼蛇神的司令部。”

“冀东区党委社会部是叛徒、特务的混合体”，“是叛徒、特务控制的一个典型”。

他们把原来在冀东工作过的1604名干部列为审查对象，涉及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其中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罪名的737人；把冀东党领导下的662名地下党员列为审查对象，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等罪名的282人。

深挖的结论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出于他反革命的需要，伙同彭真、安子文，先后派叛徒李运昌、李楚离、胡锡奎来冀东，组成了以3个叛徒为核心的冀东区党委。”“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构成了冀东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

唐山深挖领导小组，除了在唐山地、市、县的领导中“抓叛徒”，并与中共高层“上联”外，还层层往下挖，一直挖到最基层。

比如，在柏各庄农垦区，因为有人要通过农垦区中学校长刘勉斋调查原冀东区党委干部李一夫的问题，就用严刑逼供，追查刘勉斋的历史问题，进而把刘打成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强迫刘交代在农垦区“潜伏任务”。从刘的问题开始大搞新线国民党，几天时间就关押起120多人……仅一年多的时间，农垦区就有2000多人被打成“新线国民党”。

在迁安县，一个涉及全县40个公社、276个大队和文教、卫生、商业、工业、交通5个系统和县直机关128个单位的“国民党支部”假案也正在进行中。时间不长，全县挖出国民党支部15个，有2391人被认定为“国民党员”。

不仅活人要追查，连死人也要追查。

冀东烈士陵园内的238名中共“烈士”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清查，40多人列为有重大嫌疑或被诬陷为叛徒、国民党、特务。

据统计，在冀东追查叛徒集团案的全过程中，唐山地区被株连的干部、群众达8.4万多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700多人致残。

两个叛徒集团案都是假案

李楚离案属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的一个。

文革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中，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李楚离的叛徒问题，被认定是假的。

1982年2月18日，中央办公厅转发河北省委《关于为“冀东党”冤案平反的报告》，称这个报告已得到中央书记处批准。上述唐山地区干部、群众中的叛徒问题，也被认定是假的。

结语

上世纪40年代中共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作为毛最重要的助手，助毛打败党内反对派，确立了毛的中共领导核心地位。从那时起，刘少奇一直协助毛处理涉及中共最高核心机密的工作。中共建政后，刘少奇成为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成为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人物。

从常识判断，刘少奇不可能是“叛徒”。但是，就因为1962年毛、刘在对待饿死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刘虽然党性很强，但仍残留着一些人性，却为毛所不容。结果，毛把刘当成头号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到了文革时，毛为了给刘安上“叛徒”的罪名，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两大叛徒集团案。

中共内斗，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祸害无穷，由此可见一般。

大.纪.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