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巴黎奥运从塞纳河中起步，一幕幕游河的阵列，经过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大皇宫等建筑，直达埃菲尔铁塔对岸的特罗卡德罗广场，那“流动的盛宴”，乃是我极熟悉的。巴黎的大美，实在不是几句揶揄所能撼动的，无论来自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我对那些后现代的玩意儿也丝毫没有审美感。我只在三十年的记忆中回眸巴黎，就像发黄的报纸上还留着我们滚烫的情绪。八九年被中共追杀的我们，当时只有法兰西慷慨收留，我们是法国的政治难民，手持通行欧共体的蓝皮难民护照，所以，我们也有一条塞纳河，流亡者的塞纳河，但是它在巴黎吗？】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晚游塞纳河，夜色里，法国辉煌的历史在两岸暗暗流动。逰艇上都是中国人，可大伙儿都好像故意不去议论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齐声高吼"妹妹——你大瞻地往前走哇"。歌声溅落在河水里，仿佛永远不会得到回应似的。

我伏在栏干旁，被河上的凉风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着吼一声，却不知为什么吼不出来。但我听得出来，逰艇上这吼声意味着某种深深的压抑。大陆流亡者和海外留学生们在"六四"以后都染上了一种屈原似的亡国苦痛，据说发狂般的宣泄是经常发生的。

几天后，我们几个流亡者无意之中走到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里。虽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进过缸瓦市教堂，但总是带着欣赏者的心态品味那里面的宁静和圣洁，却从未有过跪下去的冲动。然而，在这里我却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么，一时竟想不出来。出来圣心教堂才听人说，它乃是梯也尔在镇压了巴黎公社后修筑的，法国人颇为鄙视它。梯也尔便让我们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坦克和钢盔，于是我又暗暗有些后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绿草地上落满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鸽子。我们几个都默默地瞅著这些鸽子不说话。顷刻转身一看，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

我想，我们不必羡慕法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本来拥有比他们更悠久的历史。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嫉妒法兰西蓝天下的自由。说实在的，无论是凯旋门还是艾菲尔铁塔，都没有让我特别激动，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鸽子，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两旁酒店里悠闲的巴黎人所投射出来的那种散漫而不经意的目光，却让我们这些从一场大屠杀、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国人受不了。

过去，我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羡慕西方文化，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未能涌出这种自由精神而不能原凉它。《河殇》或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产物，而它的偏颇可能也由此产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学者每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对此，我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不过是太偏爱中国文化罢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恨自己的落后，总是从文化上找根源，本来曾经认为，这总算找到了病根，慢慢来医治它就是了。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也总认为只要观念改变了，老百姓都懂得争自己的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种"文化救国"的梦。

在巴黎想起菜市口

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这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们的深谋远虑，倒不如说是他们的谨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大陆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政治制度彻底绝望，相反，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觉得这制度似乎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善意地帮助完善这种制度，而决然无意推翻它。这情形，颇像当年的维新党人，协助光绪改良而决不想推翻大清王朝。无论是直接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团"，从学术领域里论证各种改革难题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为改革而呐喊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比常年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做得更谨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剧却重演了。学潮之初，便认定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绝食发生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哭天抢地的清求，都被视为是"煽动"、"火上浇油"；及至"六四"开枪后，明令"坚决打击"的首要对象，果然正是知识分子。掐指算算，这十年改革以来涌现的较有成就的各学科各专业的杰出人物，有几个不被通缉、逮捕、批判、审查？

知识分子依然被视为这个制度的头号敌人——这是我在"六四"后才恍然悟到的。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原来都不过是些假面具。回过头来看看，自文革结束后大陆搞过的两次政治运动"清除污染"和"反对自由化"，对象都是知识分子。说这次"动乱"找不出"幕后"便拿知识分子出气，这是一种解释。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除了拿知识分子作为"敌人"外，实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敌人"。这便分明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视和虐待儒家文人而能成功统御天下的王朝。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傅统倾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极为病态的反智主义文化的话，则我们更需要从导致这种文化的那个制度上去寻找根源。

大陆当局并未因为《河殇》反傅统而饶恕它。相反，他们却认为这部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动"了这次民运，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它同色情录影带和色情书刊一道碾碎、焚烧。这恰恰证明他们才不在乎知识分子反傅统呢。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同这个制度的历史很值得反思。一方面，这个制度早从它在延安的雏型时期，就以王实味祭刀来表明它与知识分子势不两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才取得政权。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以后，便肆无忌惮地对知识分子实施"去势"手术。问题在于，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手术。这样，他们便失去了审视和批判这个制度的能力，除了趋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后，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者。她那无处不在的自由精神对我们不应只意味着庇护，而应成为一种刺激和鞭策。因为没有自由而残疾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在里舔净流血的伤口，再生为健全的自由人。

拉雪兹神父墓地

三十年前我在巴黎，就住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不远处﹐靠近它的那座教堂钟声﹐常常在清晨残梦中传来﹐令我会有人生原本不幸﹐只是我多侥幸﹐而侥幸只是一场春梦﹐梦醒了无路可走之伤感。

几天后忽然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封信﹐厚厚一叠﹐抖开滑出几张照片﹐儿子一张紧绷的脸﹐没有笑容﹐傅莉却沉静如故﹐看不出变故的一丝痕迹﹐只有妈妈更见其苍老﹐令我落泪。此信系由一个在北大留学的美国学生转寄。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书抵万金”。

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我终于也被拍进电视，同几位流亡者，按英国女导演的镜头设计，俯身将“六四”的鲜花，放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徇难者灵前。

BBC的电视导演露茜来找我拍片子。她到巴黎寻访了许多大陆流亡者，逢人就问：

“你们要的民主究竟是什么？”

人们大凡会对这位导演大讲一通如今连西方人都不大听得懂的民主理论，那情形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在启蒙盎格鲁·撒克逊人。露茜每每听得极认真，但末了还是不懂。

不过她总是知道不要让这些中国人失望，装出一副很能理解的样子来。尽管露茜多次向我夸耀，她奶奶本世纪初在上海待过，但她对中国的知识仿佛只限于那座天安门，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知道那地方在七十年前发生过一场“五四”运动，也知道那场运动也是一群大学生折腾出来的。中国对她来说，大概除了末代皇帝、毛泽东和邓小平，就剩下从“五四”一下子跳到“六四”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历史断层。

难题来了。“怎么什么事都发生在这个天安门？”露茜的蓝眼珠子充满了好奇，“怎么什么事情都是中国大学生闹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释清楚这些问题！”

我舔舔嘴唇（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惊异露茜能够如此抉刀斩乱麻地把中国人熬了七十年的苦难史，简约到这般精粹的地步。我心里在揣摩，过去我们对西方人讲中国的事总是过于曾弯绕绕，不得要领；循着他们的思路，或许倒能谈得明白些。横竖这片子是拍给西方人看的，不必像我们在大陆搞“启蒙”那样，凡事都得从古希腊民主制、卢梭和伏尔泰讲起。露茜如此快捷的思路一一从“五四”到“六四”，颇像我们搞电视片时的江洋恣肆一一从蓝田人头骨一下子侃到黄河漂流勇士。我预感我们的合作准能默契。

为啥总是天安门大学生？

我认认真真地准备了剧本。三个星期后，露茜领着摄制组从伦敦匆匆赶来。天公不作美，巴黎那几天凄风苦雨，没一天好日头，弄得我心情极坏。

露茜穿了件黑色毛料连衣裙，干起活来很疯狂，每天把我们弄得精疲力竭。我为每一位叫到镜头前面来的人都设计好了“台词”，但露茜却全然不理会我让他们按本子讲了些什么，她默默坐在摄像机旁边，等一拍完，她就会跳起来，让摄像师重新打开机器，向每个人连珠炮似地发出一连串问题：

你当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真觉得很幸福吗？

毛泽东死的时候你多大？当时什么心情？

在不能说真话的社会里，你意识到自己是天天在说谎吗？

民主难道就是选择一个好领袖吗？

民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像宗教？

中国老百姓真的拥护你们的民主吗？

邓小平为什么觉得没有退路？学生是不是太不给他面子？

做翻译的南希小姐已经面露愠色。她对我说过，一个翻译的有效时间是两个小时，露茜却毫不留情地让她五、六个小时不歇一口气。

我在一旁也很恼火。原来露茜根本不要听我们讲民主的大道理，她压根儿认为我们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些理论，BBC的观众不会感兴趣。而她要的那些东西，我们总觉得很“肤浅”的，仿佛同我们流了血、死了人的那桩煞是悲壮的天安门义举不大搭界。但露茜根本不管我是否高兴，缠着每个人刨根问底，并且一再让南希提醒他们：

“请用最简单的意思表达。你就只当我露茜是个白痴。你是在对一个英国的白痴说话！”

我的天，我这才发现，我们的世界离他们的世界隔得多么遥远。

我们七十年来所拼命追赶他们的那个目标，竟然是我们向他们理喻不清的一件事情。难怪去年五月份北京天安门广场如火如茶之时，美国《时代》周刊上有篇文章发出这样一个皱着眉头的“傻冒”问题：

“中国人要的民主究竟是什么？”

我们和他们，究竟谁是白痴啊？

不但露茜，对每一个普通的西方观众来说，要想让他们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让人这么崇拜？（我还自作聪明地用拿破仑来做一个蹩脚的比拟）“文革”是怎么回事？林彪干么要坐飞机逃跑？（这事在西方人看来就像上帝的弟弟跑了一样）大跃进炼的那些钢都哪里去了？（我只好说那时是把整个社会都扔进炉子里去炼的，露茜满脸灿笑）天安门广场从哪里杀出来一支摩托车队？（我一急，说那是“小万润南”即个体户，露茜高兴得蹦了起来）如此等等，纵使我绞尽脑筋，到头来发现好像都是在荒诞的层面上才足以同露茜沟通。当她明白了的时候，我却糊涂了。

一礼拜下来，露茜要走了。我很忧虑地告诉她，这片子如果让英国人看得懂，那么中国人就恐怕看不懂了。她听了以后若有所思，接着说：

“本该如此。”

——引自《晨曦碎语》

张贴者：NCN位于8/05/202401:23:00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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