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

高文谦：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着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614）

余英时：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龙门：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1959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左起：周恩来、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1938年1月，武汉汉口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