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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大小的泥塑群雕“收租院”，展现刘文彩和他的“狗腿子”如何压榨贫农。

四川省大邑县刘氏家族，有两个人名声在外，一个是富甲一方的刘文彩，一个是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刘文彩是哥，刘文辉是弟。

刘文辉做过西康省省主席，1949年底，刘文辉率所部24军起义，接受改编，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先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土改时期，刘文辉在大会上表态说：“我以前是大地主，现在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表态赢得了官方的肯定。

然而他的哥哥刘文彩，却被树为地主典型。尽管刘文彩已在1949年10月7日死亡，但对他的声讨却从未间断。他的庄园在1950年由解放军接管，他创办的文彩中学由大邑县人民政府接收，改为大邑县中学，后来又改名安仁中学。

土改减租退押运动开始时，刘氏家族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琮，起义后任186师师长，土改时清算历史罪恶，被大会批判，农民当面指着鼻子骂他。他把金元宝都拿出来了，到大会会场当场退押，但还是遭到批斗。他是军人出身，性格刚烈，就在会场上服毒自杀了。

刘文彩一家也面临减租退押，拿不出钱来，次子刘元华为此焦头烂额，不得不向幺爸刘文辉求救。刘文辉自己也在减租退押，自顾不暇，但答应把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就帮侄儿。刘文辉后来确实到处筹措资金，尽力帮助大家退押。

土改结束，刘文辉调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的级别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明显低了很多。

1954年，大邑县发起了对刘文彩的批判。1958年8月，四川省文化局发布公函：“鉴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

在省文化局公函之后，1958年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又发出通知：要求在今年内将安仁地主刘文彩的资料（如本人小传，生前遗物，土地占有资料，印信，照片等）和财物（如家中陈设，古玩，衣物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等）全部或大部清齐，按照它们的旧貌加以整理和陈列。

1959年过年，筹建完成的刘文彩地主庄园正式对外开放。而刘文彩的最新身份，已经确定为恶霸地主的典型。

考虑到刘文辉起义将领的身份，且是省的政协领导，工作地点又在距大邑县一百多里的成都，刘文彩的事情多多少少都会牵涉到他的亲弟弟，刘文辉外出活动必然面临诸多不便，北京方面出于对他的保护，下令调他进京担任国家林业部部长，以化解他的处境危机。

因为无论怎样，在刘文彩的众多“罪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刘文辉密不可分的。牵着藤藤叶叶动，只要批判刘文彩，就多多少少总要涉及到刘文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文辉能把自己的地盘做大做强，离不开他的五哥刘文彩。

当年军阀混战时期，靠的是枪杆子说话，想要拥有发言权就必须有军队，有军队就得有装备：一个是武器，一个是人才。说到最后都要花大量的钱。这个钱天上不掉，地上不长，只能通过自己控制的防区，假借各种名目巧取豪夺。

那时四川大大小小的防区，犹如一个个独立王国，军阀拥有税收权，每年的各种税收都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有些军阀比较仁慈，比如嘉定防区的陈洪范，实行轻徭薄赋，百姓负担就相对轻些。

有的防区就不一样了，军阀可以把田赋超前预征30年。刘文辉的宜宾防区，物产富饶，税收丰厚，找个外人替他掌管钱财，他不放心，于是就把五哥刘文彩找来，专门替他收税。

刘文彩比刘文辉大八岁，对于经商非常擅长，靠着刘文辉的枪杆子坐镇，他的敛财能力得到了空前发挥。从银行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变相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乃至田赋预征，统税杂捐，刘文彩门门精通，游刃有余，没有他不能干的。

这个“能”，也包括鸦片生意。刘文辉退守西康以后，他自己说是“成了破落户，财政陷入极端困难……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他在西康发掘了两个财源，一个是当地的金矿，一个就是种鸦片。后者来钱更多，这也是刘文辉后来最为人诟病的一点。

刘文辉能养活十几万人的军队，一度成为四川最大的军阀，靠的就是亲哥刘文彩的敛财手腕，所以两兄弟的感情是很深的。1949年刘文彩病逝，轻易不流泪的刘文辉泪如雨下，哭红了眼睛。

在刘家人眼中，刘文彩并不像传言中的那样奢侈，他最初只不过是走街串巷的货郎，到弟弟刘文辉有点势力了，请他出来掌管税收，这才把他的敛财天赋极大地发挥了出来。所以刘文辉曾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

刘文辉离开成都之前，特地去了大哥刘文渊家。刘文渊比刘文辉大20岁。刘文辉年幼时在乡里读书，大哥对他督促甚严。刘文辉13岁时从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到成都报考陆军小学，是大哥带着他步行去的。100多里的路程不算短，走到半路，刘文辉走不动了，刘文渊就背着他在路上走。后来，刘文辉成了家族中最有地位的人，但他在大哥面前，始终保持恭敬之态。

刘文辉有抽叶子烟的习惯，这种烟是用手工卷制而成的，在北京没人生产，所以他决定离开四川之前，请人做一批卷烟带到北京去抽。

他雇了一个卷叶子烟的师傅。此人个子不高，驼背，说话声音沙哑。师傅白天在院子里搭上案板卷烟，晚上就睡在刘文辉家院子中的一间屋子里，前后忙碌了个把星期。

叶子烟的制作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善卷烟的人能把每支烟卷得长短粗细一样。每支烟的外观都是中段略粗，两头略细，形状很像北方的擀面杖。这种烟的质量在于把握“松紧”，卷松了抽起来“跑风”，卷太紧了抽不动。

刘文辉到北京后，有一次贺龙吸了他的这种叶子烟，赞不绝口，随即送来两箱精制的雪茄烟，换了刘文辉两箱叶子烟。

1959年，刘文辉进京担任林业部部长时，已经65岁了。相对于政协委员，这是有点实权的职务，别的领导是什么都管，刘文辉却一概不管，只有事情找到他时，他才说几句，如果不找他，他从不过问。

在北京，刘文辉被国务院安排在史家胡同居住。有记者听到消息，特地上门采访刘文辉，问到刘文彩的事情，刘文辉用四川话答复说：“我莫得多余的话跟你们两个说。”

在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迫于压力，刘文彩的儿子不敢提说，他们只能向幺爸反映，但幺爸又何尝敢说。1973年，刘文彩的二儿子刘元华去北京看望幺爸，刘文辉把子女们支出去后，流着眼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

1966年的一天，刘文辉的家门口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刘文彩的弟弟还住在这种房子里！”很快就引来了一群红卫兵。这些人抄了刘文辉家，一个愤怒的学生还抽了刘文辉一皮带。

周恩来知道后，将刘文辉列入特别保护名单，使他免受红卫兵冲击。

1972年，刘文辉不慎跌断胯骨，又感染肺炎，病情严重。周恩来听说后，指示医院全力治疗，并随时向他报告病情。

有感于周恩来的情义，1976年1月8日周病逝时，尽管刘文辉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仍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冒了严寒前往医院向周恩来告别。数月后，刘文辉也因病去世。

刘文辉晚年，很少提说往事，唯有一次，他对大儿子刘元彦说：“搞政治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