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土改时期斗地主。（本图片由当地自由记者Mr. Lauter Milch现场拍摄提供）

杨正秋，四川合川龙市镇人，原合川龙市镇土改工作队员。

当地土改时，杨正秋负责宣传，做记录。什么是做记录？就是在公审大会上参加者讲地主的“罪行”，他负责记录下来。审判长宣判“罪大恶极，宣判枪决”之后，他就在“判处枪决”上打个勾勾。他形容，这就像旧时戏里的判官一样，阎王在上面宣布，要把哪个打下去，判官就勾个布子。“杀一个人我就勾一下，我就是那个角色。”杨正秋说。

有一次，在龙市小学镇压所谓反革命，实际上是杀地主。那一次一下就杀了十几个。杀了之后还要一个个去把耳朵提起看，是不是杀死了。当时杨正秋就觉得太残酷，那些人并没有什么罪恶，哪能这么干？而且，那些杀人的打手都是地痞流氓。

杨正秋回忆，“当时组建民兵时，选哪些人呢？要选胆子大的、会用枪的、成分好的。什么叫“成分好”？叫花子（乞丐）成分就最好。当时讲成分，贫农是没有田地的，而叫花子更穷。其实这种人都是些好吃懒做、地痞流氓之辈。他们一无所有，乱整乱搞，中共就信任这种人，就利用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才下得了手，这是共产党的一惯传统。现在电视上都看得到，共产党起家，就是把什么土匪武装呀、地痞流氓等组织起来搞革命。打国民党时就把土匪、地痞流氓组织起来对抗。”

这些地痞流氓民兵，他们杀人前把子弹在石头上磨，然后冲着人脑打。子弹是铜壳壳，里面是铅，铜壳壳一磨薄了，子弹打进人脑就会把脑壳打开花，当时叫“敲沙罐”——把人脑壳像沙罐一样地敲得稀烂。

有个叫任笃青的地主，是杨正秋的邻居，他的脑壳就被打开了花，只剩一点山羊胡子吊在下巴上。他的后人就是凭这点山羊胡子来认的尸。杨正秋看到这个场面，觉得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样搞下去要不得，太残忍了！

还有，杨正秋的一个堂叔杨希伯，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也被抓到杀场。他在下面眼巴巴地把盯着杨正秋，那个眼神是问他能不能救自己。杨正秋说，“我怎么救他嘛。我看到那双眼睛，难受呀！那天没有杀他，他是被抓去陪杀场。那个陪杀场比杀头还可怕，杀死了就算了，但陪杀场的人目睹和经历的一切会深深印在脑子里，可怕得很。我堂叔陪了杀场回去，当天就疯了。”

当时，凡是有点知识、有点财产的，都逃不脱那场劫难。杨正秋的两个舅公（他外公的两个兄弟），都是医生（中医），他们被抓到仓里关起来。在仓里，他们相互勒对方颈子，双双勒死了。

这种血腥场面杨正秋实在看不下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对领导提出，想出去深造。领导同意了，给他开了条子，让他去重庆市干部招生委员会。

杨正秋到重庆后，进入重庆市总工会并担任了四川电业工人报的编辑。1957年为采写一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他后面的22年人生充满艰辛。

回想这一辈子，杨正秋沉痛的说：“我为了逃避土改的血腥，来到重庆，结果当了右派。什么叫在劫难逃，我就是在劫难逃。长寿湖6年，重棉六厂16年，我总共劳动改造22年。”

“共产党一直搞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从建国初期起都这样。”“我们这个国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中国知识分子苦难深重，我希望历史不要忘记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年的苦难，我希望终有一天会还原那段历史。”（根据谭松着《血红的历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