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华获颁“国家勋章”
9月29日，作为中共自嗨“十一”的重头戏码之一，“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党魁习·进-平: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颁授了国家勋章。
田华，原名刘天花，1928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她的演艺生涯始于1940年，当时她加入八路军剧社，开始了她的表演生涯。1951年，她在电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儿，这一角色使她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同时也成为中共高层推崇的演艺界红人。
笔者注意到，9月29日中共众党媒高调报道颁授仪式的新闻里，在田华饰演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唯一被提及的就是《白毛女》中扮演的喜儿。也就是说，田华主演《白毛女》，在她获得这枚勋章的“功劳”中举足轻重。换句话说，《白毛女》中的喜儿，是田华塑造的所有形象中的“头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股“白毛风”，把田化“刮”上了“国家勋章”的领奖台。
《白毛女》的来龙去脉
那么，《白毛女》究竟是一出什么样的作品呢？让我们穿越近百年的历史尘烟，来探寻“白毛风”风起何处吧。
2002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白毛女的故事”一文，详细起底了《白毛女》。文章说，《白毛女》的题材最初来源于河北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大意是：
“附近有座山，山里有个洞，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扶正祛邪，法力无边，主宰人间祸福。”
抗战时，有些“根据地解放区”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上香进贡，祈求赐福，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
“白毛仙姑”的传说，首先启发了中共西北战地服务团作家邵子南的灵感，他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仙姑洞”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这就是后来《白毛女》的雏形。
无巧不成书。政治嗅觉灵敏度极高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下称鲁艺）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尽管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干货”，尽管他一下子还说不准这“干货”到底是什么。
于是，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底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为邵子南。邵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仗义行侠，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和表演格调上讲，《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老套子，缺乏新意。为此，他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称得上是中共一向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于是，这部“杰作”的戏路，就由原来的道家仙姑修仙行侠传说，摇身一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活剧：“恶霸地主黄世仁”，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八路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脑脑们，几乎倾巢而出，观看了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共领导的三点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
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因为《白毛女》煽动仇恨太火爆给力，中共如获至宝，迅速把这出戏推广到大大小小的剧团，大演特演。所以，当时中共上下流行这样一句话：“开十次会，不如演一场《白毛女》效果大。”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并由衷的感恩他们带来的所谓“新社会”。
对于《白毛女》这样一个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荒诞剧，却成了中共嘴里的香饽饽。几十年来，《白毛女》的展现形式包括民族新歌剧、电影、京剧、芭蕾舞剧和连环画等，在中共对内对外的欺骗宣传中，派上了极大的用场。
1950年，由同名歌剧改编而来的电影版《白毛女》，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机拍摄，田华在剧中扮演女一号喜儿。正是这一炮走红，为田华今天摘取“国家勋章”轰开了大门。
田华知假演假
1995年《新文化史料》第4期，发表了田华文章：《我三次接触<白毛女>的经历》”
田华在文中说，第一次接触白毛女的故事，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秋天。我们经常是没白天没晚上的跑路躲避敌人。我那时才14岁，不记得哪个大同志说，我给你们讲个白毛仙姑的故事吧！这个有声有色的传奇式的故事曾吸引着我们争着往前走，只怕听不清。
田华这里提到的“这个有声有色的传奇式的故事”，应该是未经延安鲁艺改编前的那个原汁原味的“白毛仙姑”传说，这跟1951年电影里田华出演的那个《白毛女》根本就是八杆子打不着边儿，驴唇不对马嘴。
田华文中还披露，《白毛女》拍摄成电影以后，除了配合中共土改煽动对地主的仇恨以外，在国外影响也很大。50年代初，我在莫斯科听到了喜儿讲俄文，也被译成亚、非、拉诸多语言。
田华这是明知其假，而却倾情把这个伤天害理的假演绎的淋漓尽致，煽情无数，骗人无数，从中国一直骗到亚非拉。
“欺骗”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不二魔法”
众所周知，暴力和谎言是中共的起家、看家本领。中共夺取政权，一靠枪杆子杀人，二靠笔杆子骗人。被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邪说洗脑后的中共御用文人们，在他们被中共欺骗后，成了替中共在更大范围骗人的人。自从中共延安时期开始，先后编造了多部为中共美化执政合法性、掩盖罪恶历史、煽动民众阶级仇恨的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在上世纪50、60年代进入高潮。举世闻名的“四大恶霸地主“——刘文采、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都是被虚构出来的。这些东西一经问世，蒙冤者被冤死，家族都要株连；受骗者被骗傻，骗煞一代又一代。
这些玩艺儿，差不多都是从这样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共产党亲＋穷苦人好＋地主恶霸＋阶级（民族）仇恨＝文艺作品。
如果说，这个模子在几十年前还可以蒙人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已经逐渐看穿了其中的荒谬。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共产党政权最恶最黑最坏；当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穷人，良莠不齐，其中不少是穷横刁民，即所谓“流氓无产者”；而被中共文人污蔑为恶霸的地主，基本上是农村勤俭致富的善良人家；中共文人们写书煽动你死我活的阶级仇恨，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和民族灾难。
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文艺作品允许虚构、凝练与升华。但是，绝不能美丑颠倒，善恶错位，正邪不分，把活生生的大好人写成无恶不作的大坏蛋。审视中共文人们模式化的文艺作品，正是陷入了这样一个魔鬼怪圈儿。说白了，这此文艺作品，是中共独裁暴政统治的需要，是中共党文化母体生出的邪种孽胎。
被中共利用的文人们，其艺术天赋越高，写出的东西越叫座儿，则其对社会的毒害越隐讳、持久而深重，这不能不说是中共文人们的人生悲哀。他们在中共党文化的欺骗与毒害下，好像完全忘记了“文章千古事”、“文以载道”这些古训；作为“士”这个阶层的文人，他们也完全忘记了“为天地立心，这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担当，而沦落为维护中共的政治工具。中共需要什么，他们就编什么。正像中共的喉舌们自嘲的那样：“俺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在他们的作品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用中共的红色经典小说《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的话说：“从而揭示出，劳动人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这种“奇葩逻辑”发展到后来，在中共文人的笔下，诸如“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的混账话花样不断翻新。当中共政权垮台的时候，这些书记都将成为文学史上的败类，人类文化的垃圾。
近些年来，四大地主的真实人生，通过良心人士的不断挖掘，已经基本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四大地主之首的刘文彩为例，据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乡亲回忆说，刘文彩待人厚道，常对乡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结语
2018年6月8日，中共将首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要知道，中国人公认的是：俄国人是近现代史上伤害中国最大的邻国。
2024年9月29日，中共将“国家勋章”颁授给了田华。要知道，田华是在电影《白毛女》中知假演假，并用演技煽情“白毛风”几乎煽晕了全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