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制度化的极权体制比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更高效，也更危险

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吴国光老师近期在《 中共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习·进-平:达到权力巅峰了吗？论集权和治理能力》（Has Xi Jinping Reached His Peak? Power Concentration versus Governance Capability）。这篇文章认为，习·进-平:已经达到权力巅峰，几乎没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但同时也认认为尽管权力空前集中，但治理能力出现了严重问题，这不是光靠集中权力就能克服的障碍。文章发表不久后，吴国光老师出席《不明白播客》为公众讲解了以上观点。

我们在《谁背叛了改革开放？论习·进-平:对胡锦涛之继承》、《习·进-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和《习·进-平:政府怎么利用改革和不改革风险对冲》等系列文章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习·进-平:时代中国的极权体制已经变得跟20世纪极权主义很不相同。

假如我们用“新极权主义”，而不是用可能引起歧义的“后极权主义”（这种说法就像暗示“后极权主义”不够极权一样），跟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为典型代表的20世纪极权主义进行对比，我们发现20世纪极权主义主要是依托个人权威破坏制度性权威来建立的极权体制，而习·进-平:主义的极权体制（以下简称“习·进-平:体制”）则以混合个人权威和高度制度化的中央集权体制为最显著特点。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系列文章中指出，习·进-平:体制实际上是从江泽民体制和胡锦涛体制逐渐升级起来的。这个过程表明，习·进-平:体制不但是中央集权体制制度化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自身发展逻辑导致的结果。

如果我们认为习·进-平:体制可以与20世纪极权体制相类比，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习·进-平:个人权力已经登峰造极，不会再有多大上升空间。但是如果从制度化角度来看习·进-平:的“新极权主义”，我们会发现习·进-平:体制不但有自我强化的趋向，还有许多自我强化的空间，因为习·进-平:体制延续著江泽民和胡锦涛以来的制度化集权路线：利用改革和强化不改革领域进行风险对冲。

更进一步说，不仅习·进-平:体制还有继续强化的空间，习·进-平:的继任者接手这套已经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之后，也一样会继续强化这一套极权体制。吴国光老师已经注意到习·进-平:体制治理能力的低效问题。恰恰是这些低效的治理能力会给利用改革和强化不改革领域进行风险对冲创造大量空间。

习·进-平:时代政治改革恰恰就是对胡锦涛政府低效治理能力的改革。比如成立社会工作部和提升国家信访局级别，就是为了应对胡锦涛政府低效的解决信访系统溢出的社会风险问题。江泽民政府成立国家信访局和维稳系统，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社会治理能力。

从这些情况还可以看出，中共推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其他政治改革，即使并不是人民期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并不是有效改革（比如还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其客观效果还是在用制度化程序来加强中央极权体制。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在不断升级的。恰恰是低效和无效的治理能力给强化政治改革创造了空间，而每一次政治改革又会进一步强化党对政府和国家的控制能力。

或者可以说，江泽民以后，改革开放创造的新极权体制只有更强化没有、最强化一说。不仅习·进-平:个人权力还没有达到巅峰，习·进-平:还不一定是这种新极权体制的最高峰。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出现新的意外，比如大规模社会运动、战争或领导人懦弱造成中央权力虚弱等情况，但这些情况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为什么我们唯独漏掉了1980年代的体制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代初，即使中共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制度化尝试了，但制度化程度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反而还出现了“朝小野大”的局面：“诸侯经济”严重阻碍中央集权体制有效行使中央权威，“元老政治”和“强人政治”经常以改革的名义随意干预党政权威，党政关系还处在模糊不清阶段（虽然一度出现“党政分开”的声音），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主要依循“惯例”而不是制度设计，恢复中央集体领导制还造成了权力分散（这与“权力制衡”有本质不同）。这些情况是1980年代表面上看起来相对自由的最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1980年代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氛围，不见得是因为邓小平或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相对开明导致的，而是因为制度化程度太低又主观上放弃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形成了一种低效、无效、乃至乱糟糟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套过渡体制中，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开明不开明关系并不大，因为他们本身就权力虚弱。即使邓小平是作为“元老政治”和“强人政治”的领军人物，除了主观上放弃了毛泽东式个人独裁，他也一样缺乏制度性权威——邓小平甚至都不是名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