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Ian Johnson

译者：林瑞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06/05

中文版新序

对我来说，《星火》在台湾的出版，就像它的英文版首发一样重要。早在展开本书写作过程之初，我就知道英文版问世只能算工程完成一半而已。另一半是它面向广大华人世界的中文译本。

事实上，早在二○一○年展开本书研究工作时，我已经做着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准备。在之后十年，我总以华语进行访谈，然后将过程录音、转译成文字。在《星火》英文版中，我翻译了其中部分材料，不过我一定会在附注中注明中文原始出处。所以这么做的理由是，我要确定当有一天中文版问世时，我在书中引述的人物能够原音重现。我感觉若不能做到这点，就是对那些受访者的背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本书会有两个并行、但对等的版本：一是用我的母语写成的英文版，另一是以书中人物母语面貌问世的中文版。

而我也知道，中文版最佳的、也是唯一能够出版的地点就是台湾。当然，在中国出版这样一本书根本不可能，但台湾基于历史因素使然，是绝佳的中文版发行首选。在不久以前，台湾也曾历经独裁统治，许多台湾的中老年人或许对此记忆犹新。在那段期间的台湾，统治系统外的作家与导演也曾甘冒奇险发表“地下”杂志与影片。在今天的中国，这类人物是所谓“体制外”人士，在当年台湾，这类人物被称为“党外”。

我还记得当我于一九八六到八八年间留学台湾时，陈映真等知识分子办了一家叫做《人间》的杂志。像直到不久以前还能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刊物一样，《人间》是一本半合法杂志，讨论一九八○年代台湾的许多敏感议题。我有几位在《人间》工作的友人，就曾调查过环境破坏与原住民命运这类禁忌议题。

拿当年的台湾与今天的中国做对比或许并不准确。即使在当年蒋介石统治下，国民党也没能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拥有这许多压迫工具。但正因为如此，《星火》中的人物尤令人可敬。或许台湾读者可以从历史回顾中，见到人们在台湾最黑暗一刻站起来，为争取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而抗争，他们的抗争看似垂死挣扎，但最后他们成功了。

《星火》在英语世界引起读者回响，基于一些相同的理由，从更广的角度来说，华人世界的读者也会喜欢这本书。许多人告诉我，见到今天的中国竟还有一些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颇令他们振奋。历经多年耳濡目染，全球各地人们早已将中国视为无可救药的专制、甚至极权国度，出现在这个国度的任何曙光都能令人称奇、心动，甚至狂喜。当然，许多中文读者自然早已熟悉这点，但对于其他不那么了解中国近年发展的人来说，他们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振奋之情。

许多读者也在这本书里见到普世趋势，特别是让他们想到冷战期间在苏联与东欧屹立不摇的独立思考，还有那个时代的几位巨人：索尔仁尼琴、昆德拉与哈维尔。我要用这本书向读者引荐几位依我之见，与索尔仁尼琴等历史巨人旗鼓相当的人物。当然，《星火》书中这几位人物自成一格，而且与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对比也并非全然相同。

读者会在书中见到了不起的记者江雪，以及著名女权运动学者与制片人艾晓明。在大饥荒期间，江雪的祖父曾为了让家人活着而甘愿自己饿死。艾晓明制作的不下十几部影片中，不乏媲美《终点站酒店》（Hotel Terminus）或《浩劫》（Shoah）等纳粹大屠杀纪录片的伟大制作。读者会在书中随着谭合成旅行，这位非传统、古怪、有趣、感性的作家曾经揭发共产党直接干下的大屠杀罪行。把时间拉近一些，这本书还会谈到对二○一九年新冠疫情进行私下调查的几位人士的故事，以及“白纸运动”。

这样的人都是不能见容于中国的人物，但他们存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全数遭到灭绝。中国不是（至少还不是）“完美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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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多数内容都是二○一○与二○二二年间的研究成果。有人会说，自那时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变化。当然，世事无常本是生命特质，没有一本纪实文学书籍能把题材拉到今天。但就《星火》杂志个案而言，近年来的时事发展只让我更加坚信，与过去相形之下，这本书描绘的一般趋势更加令人信服。

为了解这一点，且容我简单说明这本书的结构。我在原版序中对这点有较详细的叙述，但值得在这里简短再提一下：本书以中国地理为准，从中国西北谈起，穿过“中原”腹地，谈到它的边陲，最后走出中国，谈到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北美与欧洲地区的华人社群。我在书中谈到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今天面对的困境，要比过去更加艰险，但海外华人如今扮演的角色也比多年前重要得多。我们见到中国境内的独立记者现在得到海外编辑人与作家的支持，见到海外愈来愈多的地下影展投入鼓吹中国地下电影的运动。简言之，本书大多数读者，也就是海外的华人世界，很可能也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思考的独立斗争的一部分。

依我之见，以如此持续不断方式进行的这种斗争，最近一次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海外华人捐钱帮助中国抗日。二战结束后，中国陷于内战，最后中国共产党掌权，导致难民潮涌往香港、台湾与海外，不过中国与外界的沟通也因此大幅切断。支持与反对共产党的人在海外争执了几十年，但与中国没有多少直接接触。

毛泽东死后，中国对外开放，开始迅速发展。从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二○一○年代初期这段前后约三十五年的时间，往往称为“改革时代”。这段改革开放期间并非风平浪静，以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为例，就曾引起海外华人瞩目。但总的说来，海外华人与中国异议人士之间的联系相对肤浅。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中国经济正快速成长，社会政策相对而言也较为放任。曾有好一阵子，似乎是中国会愈来愈开放。对许多人来说，它当然是个经济发展的机会。异议人士继续存在，只是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肤浅的乐观（中国正在改变！）与贪婪（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可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他们也只能孤军奋战。

现在，我们见到中国陷于后毛泽东时代第一场长期危机中。习·进-平:的国家主义政策已经导致成长放缓。他管控公民社会的严厉政策，已经使中国许多最有前瞻性的人放弃了希望。他的新冠疫情政策让数以千万计民众无端受灾，使就算对政治最无感的中国民众也认为政府领导人无能。而习·进-平:在二○二二年的三连任，意味这一切短期内不会结束，造成许多人心灰意冷。

正是在这种时空背景下，海外华人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其中不乏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过去可能计划回国发展的中国青年，现在在海外创办独立报刊、纪录片影展、讨论会，他们参加抗议，甚至演出讽刺中国政局的单口相声。

为了将中国独立历史运动的相关作品收集在一处，我建了一个叫做“民间档案馆”的非营利网站（www.minjian-danganguan.org），提供书本、杂志与影片资料。这项行动获得有理念的中国青年热情响应，表示愿当义工的人数之多颇令我称奇。几位为这个网站工作的青年一旦回国，可能因此遭到报复，但他们没有退缩，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能创造、维护独立的中国思考。

这本书永远不会在中国境内流通，但中文版的发行意味它现在可以在华人世界亮相，可以融入人与理念的洪流，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流传。华人世界的读者对这类作品会有他们自己的思考。套用本书卷首引言那段汉娜．鄂兰的话，这群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生命意义何在呢？我认为读者需要自己做出决断：他们是即将熄灭、摇曳的烛光，还是远方那灼热的阳光，那总能扫尽一切阴霾、让大地回春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