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新关税，其中对中国电动车关税高达100%，这再次引发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议。比如，《纽约时报》出了好几篇专栏文章，批评美国的电动车关税以及Tiktok剥离令，当中一个论点就是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

这类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自由贸易不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成长于全球化的年代，或至少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自由贸易时代，于是把自由贸易视为一种“默认模式”，仿佛违反了自由贸易，就是大逆不道。

然而，自由贸易从来不是一种目标。我们不可能“为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经济繁荣才是目标。只有在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繁荣时，自由贸易才是“好的”。如果自由贸易不能带来经济繁荣，反而让人变得贫穷，那么自由贸易就是“坏的”。

那么若有人再去吹捧自由贸易，这个人不是离地万丈，就是收受利益了。换句话说，就是“非蠢即坏”。

第二，比较优势只是国家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即如果英国生产棉布的成本比法国低，法国生产葡萄酒的成本比英国低，那么英国生产法国所需要的棉布，法国生产英国需要的葡萄酒，双方进行交换，那么总成本就比英国自己生产葡萄酒，法国生产棉布的总成本要低。这样，才能最小化投入，最大化产出。

这种理论当然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微观经济上，确实非常正确。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在宏观经济上，就可以知道投出产出的效率不过是宏观经济需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远远而不是宏观经济的全部。

在一个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是从宏观经济出发而不是微观经济。各国政府需要考虑的有产业、分配、就业、经济安全、可持续性、国家发展等方方面面。

如果世界上没有国家，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或许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实现完全的自由经济才是可能的。

值得指出的是，就算是中国这样一个中央政府说了算的国家，也没有意愿去实现这一点。比如，中国长期的政策就是每个省份都有各类产业，为此宁愿资源错配。以前搞汽车，各省都上马自己的汽车产业，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自由贸易不是历史主流

进入近代化以来，全球就从未有过完全的自由贸易。最开始，各国都奉行重商主义，运用的手段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各种禁止令。后来英国主推自由贸易，各国才逐渐开放市场。但各国五花八门的保护政策依然长期存在，关税率居高不下。在大衰退时代，各国的关税更到达历史新高。

直到二战之后，有感于高关税妨碍全球经济复兴，各国才在美国的推动下，就关贸总协定进行谈判，开始边谈判边降低关税。期间关税的高高低低也是反复了好几次。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贸易谈判，最后才在1990年代成立世贸，把绝大部分关税率降低到历史性低点。

然而，即便在世贸规则下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世贸本身就规定了多种形式的“正当”的贸易保护手段。例如，允许自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自由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成员；允许成员按产业竞争力确定进口关税税率，确定服务业开放程度；允许成员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民身体健康和安全对进口产品设置技术标准和安全要求，达不到时，则不准进口；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成员采取例外、豁免条款，实施自我保障措施等；一些经济部门比如农业，还没来得及达成关税协议等等。

可见，在历史上，自由贸易既非主流，从来不是什么金科玉律，也不是什么“大趋势”。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是一对反复角力的对手，只有“否定之否定”地作波浪式的推进，没有什么必然的“历史趋势”。

第四，把自由贸易绝对化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自由贸易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象征。在帝国主义时代，各殖民帝国都推崇自由贸易以及它背后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出“殖民地经济”的理论。于是，发达国家从殖民地或后进国家进口原材料和经济农业产品（比如橡胶、棉花），在发达国家国家加工为工业制成品，再出口到殖民地或后进国家。这样才能利用比较优势，最大化全球经济活动。

这样殖民地经济经济的后果，就是把殖民地或后进国家原先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变为为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一环，以致基本生活资料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旦风吹草动，就大祸临头。比如印尼，原先是个鱼米之乡，后来变成殖民地经济，农田不种水稻改种经济作物，大米都从外国进口。一开始看上去很美，谁知战争导致进出口环节受阻，原先鱼米之乡一下子大饥荒，印尼变成人间地狱。

于是在20世纪中后期即“解殖时代”，国际政经界都在强调“可持续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是改变那种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观念，让原殖民地国家发展出自己的经济体系。比如，非洲国家不能只是卖矿产，也要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不应该挖出来就卖掉，至少要发展一下矿物加工业。然而，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圈又重新鼓吹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走了回头路。“可持续发展经济”不讲了，很多发展中国家重新走上了类似殖民地时代的经济路线。现在非洲国家越来越依赖矿产等资源出口，中国不但忙于进口非洲矿产，还和殖民帝国当年一样，建造从矿区到沿海的“点对点”的铁路以及港口，以便把矿产运回中国。这实在令人感慨。

第五，贸易是一国主权，所有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

一个国家如何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完全是自己的主权。而且除非涉及人道主义因素（比如有国家饥荒，粮食富余国家却不肯卖粮食），否则，制定何种贸易政策，都无可厚非。

各国当然也有权因应而制定相应的反制，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双方角力的结果，达成新的贸易政策平衡。但无论如何，把贸易问题扩大化、政治化、抹黑化，都是不恰当的。

对东亚人来说，说起因为贸易问题发生的冲突的例子，恐怕都会想到19世纪的鸦片战争。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人替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辩护，说清朝闭关锁国，英国只是想和中国进行贸易才发动战争。贸易问题当然不是鸦片战争的唯一原因，但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也没有错。

然而，清朝不肯和英国进行贸易，就能合理化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有了正义性吗？至少笔者不那么认为，笔者曾撰文论述过这点。我们批评清朝，是批评清朝闭关锁国对中国“没有好处”，而不是批评清朝这么做“不合法”。清朝就算完全闭关锁国都好，英国和其他国家也不能因此向清朝开战。

中国此前太阳能光伏产业能大发展，正是得益于欧美对商品不分本地外国一视同仁的补贴。（美联社）

第六，自由贸易必须公平、对等、互惠，诚实、自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自由贸易

即便有了自由贸易协议，但要维持自由贸易，这对参与国的“诚实地遵守协议”的要求很高。如果有国家不断作弊，一方面自己设置关税等障碍保护市场，一方面又要求其他国家对自己无私地开放市场。这样所谓的“自由贸易”，是无法持久的。

不幸的是，这正是现在的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长期未能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未能以“国民待遇”的方式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而加以“技术换市场”、“强制合资”、完全明文禁止或以各种“刁难”手段把外资拒之门外。在货物贸易上，即便现在中国高调抨击美国“贸易保守主义”，强调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中国本身也采用关税、配额、补贴、阻碍批准专利等方式，进行贸易保护。

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战。美国着重指控了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这个政策对中国本土产业实施大规模的“产地歧视性补贴”，即只有本土企业可以享受，外国企业无法“利益均沾”。美国认为，这种产地歧视性的产业政策违反了世贸原则，要求中国废除这个产业政策。

有人认为：“日本、韩国都利用过产业政策扶植本国产业，中国当然也可以。而且，当美国自己也有产业政策，凭什么指责中国”。

然而，日本韩国采取产业政策的时代，都在全球化世贸协议之前。中国产业政策，是在世贸成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时间点不同，有没有签署协议，这就是区别。世贸的要求是平等，中国的产业政策的要点，就是通过对国内产业的补贴制造对外国产品的不平等。

至于说欧美也都有产业刺激政策，但在世贸之后，美国欧洲的政策都是对国内外一视同仁。无论是欧美本地生产的商品，还是中国生产出口欧美的商品，都能享受同样的补贴。中国此前太阳能光伏产业能大发展，正是得益于欧美对商品不分本地外国一视同仁的补贴，才从一片空白到垄断了几乎整个光伏产业。

再比如欧洲支持电动车，不管是本土生产的电动车，还是外国进口的电动车，都能得到相同的补贴。美国在之前对电动车的补贴也是如此一视同仁。相反，中国的补贴是只有国内生产的车有，国外进口车没有，这就是歧视和不平等。

至于说现在美国在电动车方面，也有了“产地歧视性的产业政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对电动车采取产地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在先，美国才不得不反制，去保护自己的产业。所谓“先撩者贱”，首先违反规则的一方，无疑是责任者。

中国一方面利用全球自由贸易暴富，一方面有用歧视性的产业政策获得额外优势。这种“既要，又要，还要”，正是造成国际自由贸易衰落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