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教授日前辞世，消息传来内心凄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生勤勉致力于科学研究，取得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在他后半生，又用大量精力帮助发展中的中国，培养新生科学人才，一生不求闻达，而英名长留人间，这样的人，可谓完美了。

大约本世纪初，有一天，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打电话给我，说他手上有一部书稿，但因题材比较敏感，牛津大学无意出版，问我天地图书有没有兴趣。我一听说是李政道先生的著作，不假思索就说有兴趣。

看了稿，我才明白林道群的难处。这是李政道专门为说明他与杨振宁的学术争端的来龙去脉而写的一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一个具国际影响力的出版社，不方便介入李杨私人恩怨，因此只好割爱。

我与老板陈松龄先生商量此事，我认为虽然这只是李政道一家之言，但资料很珍贵，对于李杨关系这宗悬案，自有一种说法，出版成书当然有价值。至于介入他们的私人恩怨，虽然有一点风险，但我们的立场只是事实陈述，如果杨振宁有一本书专门反驳李政道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坦然出版。

出版社没有义务为事件定调，我们的责任只是提供给当事人一个说话的平台，至于其中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书稿文字不长，内容也不涉及深奥的学术理论，出版后也没有引起太强烈的社会反响，杨振宁也没有通过关系来交涉，一切都很正常。

应该是书出版的当年或次年，我和陈松龄以及另一位同事到北京参加国际书展，其间李政道也正在北京，于是通过他主持的一个中科院研究中心安排，李政道先生和我们吃了一次饭。李先生身量不高，脸色红润，人很随和，也相当健谈。他和我们合照，介绍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让我们认识，吃饭时海阔天空随便交谈，令人一见如故。

那天吃饭来了一个贵客，便是刚退休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事先不敢透漏宋平要来，及至见了宋平，我们不免都有点不适。李政道先生在席间有意冲淡紧张气氛，谈笑风生，我们受他感染，慢慢也放松心情，放言无忌。

奇怪的是，一餐晚饭一两个钟头吃下来，宋平居然不动如山，人家吃菜他也吃菜，人家敬酒他也喝酒，但从头到尾眼观鼻鼻观心，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更奇怪的是，李先生和研究中心的人，也对宋平的表现不以为怪，大概他们和中共高层吃饭多了，明白他们共产党人的“修养”，都是我们寻常人不可企及的。

事后我才想通，因为我们是海外来客，不知底细，宋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层，若说了什么不妥当的话，都会有政治后果，因此宁肯闭嘴。他当我们透明，我们也当他透明，两相方便。

那次吃饭后，就没有机会再见过李政道先生，但其后好多年，他每逢圣诞新年都会给我寄贺卡，我生性疏懒，都是收到他的贺卡后才回一张卡问候。李先生业余也画画，他用粉彩，画一些抽象意味的随兴之作，后来他的画作结集成一本画册，他特地交代研究中心给我寄了一本。以上就是我亲炙李先生风采的一点琐事。

关于李杨关系的前因后果，因时间太久，大多已经忘记，只记得李杨之所以合作，是有一次杨振宁去李政道家作客，李政道提及他的研究方向，杨振宁对他的学术课题突然来了兴趣，提出要求要和他合作，因此就促成了这个载入人类科学发展史的杰出成果。

两人合作的过程当然太学术化，一般人无法理解，但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李政道比较低调，倒是杨振宁经常接受访问和演说，可能在杨的言论中，过于宣扬自己，导致李政道觉得对他不公平，于是慢慢产生龃龉，导致最终的决裂。

学术界和政界很多人都想调解他们二人的关系，据说周恩来也曾亲手介入，但都不了了之。我相信这中间不单涉及一些学术声誉上的长短，还有为人处世上基本准则的不同，到后来势同水火，当然就回不了头了。

与杨振宁不同，李政道一生都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但他每年总拨出相当的时间回大陆。当年正是中国经济与科技崛起的时代，万方多难，急需外援，李先生用心为中国拓展科学研究的空间，倡议建立博士后研究，又推荐年轻学人到美国深造，他默默做事，成果实实在在。

海外中国学人，对中国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爱自己的国家，一种是爱统治这个国家的党，当然，也有坚决反共和甘愿充当中共代理人的两极。在中共统治大陆的现实环境中，要爱国就不能不与中共打交道，但能否保持个人的独立性，能否胸怀天下，而不为一个党所驱策，其间还是有立场与分寸的区别的。杨振宁属于哪一种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李政道属于前面那一种。

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你不负生命，生命也必不负于你。李先生仙去了，他们这一代学人的人格，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人的价值都是在比较中产生的，人格也都是通过比较来呈现，今日怀念李政道先生，不只是因为他的光辉学术成就，更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令人仰之弥高的人格典范。

（天地图书出版李政道著作之书名为：《宇称不守衡发现之争论解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