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Adelaide）市，2017年第68届国际宇航大会上，SpaceX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正在发表演讲。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编译
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的理念，但却很少充分践行它，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形。竞争对于经济运行来说至关重要。任何按照垄断惯例进行管理的部门都会停滞不前。相反，具有竞争性的行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从而令社会大众受益。
体育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竞争是体育的生命线，是评判优秀与否的标准，也是激励进步所必需的比较因素。例如，国际象棋和电子游戏就集中体现了竞争的魅力。竞争精神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
竞争意识也在经济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喧嚣嘈杂、熙来攘往的贸易和行业竞争产生了财经数据，而这些数据统计是评估效率的手段。
只要观察一下埃隆‧马斯克旗下各公司的运作情况就知道了。他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实现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助推器着陆，将世界上最重的设备从空中自如搬运，并毫发无损，使其可以重新使用。他的成就让每一个官僚机构现出原形无地自容。马斯克还引领了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交通工具的市场，并将社交媒体X平台从审查者手中解救出来。他可能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家用机器人，尽管我对此并不感冒。
马斯克雄心勃勃并喜欢竞争，也张开双臂欢迎竞争。这就是他所要求的：自由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他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传统汽车制造商、知名社交媒体甚至所有新闻机构都大跌眼镜。他并不只是为了炫耀和吸人眼球。长期以来，他一直憧憬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希望利用自己的天赋才华为每个人实现这个愿景。
诚然，这些大手笔让他变得非常富有，成为世界首富。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和动机。这是出色完成工作的标志和印记。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通常大抵如此。利润是奖励，是成功的标志，但不是驱动力。首要目的是实现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试想一下，如果马斯克真的在新一届政府中领导了一个全新的委员会，为政府本身带来创新、效率和竞争，那将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事！
既然竞争如此重要，那为什么会在如今的社会中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呢？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有很多领域都日益被垄断，与竞争压力绝缘。这些领域涵盖了医药、法律、学术出版、制药、公用事业、传统媒体、法律、安全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显示出因缺乏活力而枯萎的迹象。消费者深受其害，整个社会也是苦不堪言。
归根结底，历史上抵制市场竞争的主要根源始终如一：既有的商业利益。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改革者试图改革德国的经济生活。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年）是一位传统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努力使市场摆脱纳粹党强加的卡特尔（cartel）垄断和控制，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他著有一部畅销书，名为“通过竞争实现繁荣”（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2010）。当我第一次拜读这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是写给特定的读者对象的。这本书不是写给政治家、普通大众、经济学家或消费者的。事实上，这本书是写给工业利益集团的，他的论点是要让商界人士相信竞争是对他们有利的。书中写道：
“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自由竞争体系，离不开自由价格的功能。谁想排除自由价格的功能，谁就会扼杀竞争，让经济停滞不前。不管是政府主动排除，还是工业组织通过卡特尔排除，概莫能外。
“自货币改革之日起，我就把限制和减少政府在价格形成方面的许多措施视为最崇高和最重要的任务。因此，众所周知，我的经济政策是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那么，在一个有指导的自由市场中，只有通过劳动的自由竞争和价格的自由形成，才能保证真正有机和谐的秩序。
“我坚决反对各种官僚主义和国家控制，同时也坚决拒绝其它形式的集体经济影响。国家经济计划和工业经济计划在原则和功能上没有区别。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自由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就不能允许任何人或任何团体有权根据个人喜好来解释自由，然后限制自由。在我看来，自由经济就是自由经济企业的同义词。当企业家们与竞争性经济体系对抗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我看来，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认为，政治、经济和人类自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可能割裂一个部分而不使整体崩溃。”
从1934年到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经济经验就是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建立卡特尔垄断集团，并以政治偏袒的方式进行分配。纳粹党不希望任何不符合其计划的人茁壮成长。为了实现全面的政治控制，给予工业优惠是纳粹党可以做的一件事。工业利益集团对纳粹党的疯狂野心并不感到兴奋，然而为了生存，他们还是妥协了。
非纳粹化过程涉及解散工业卡特尔，然而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不愿面对市场现实的凛冽寒风。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保障的收入来源，不想轻易放弃。这是改革者面临的最大挑战：说服工业家们同意改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推动了后来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发展。
争取建立竞争性体制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自由主义的出现。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欧洲的生产体系被称为封建主义。贵族拥有土地，并利用工人和农民耕种土地，而工人和农民则获得实物报酬，包括保障、食物和住房等。与社会混乱和普遍短命相比，这种制度是一种进步，然而只能产生维持生计水平的财富。
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伴随着行会制度（the guild system）的巩固，操控价格的工业卡特尔，以及各行各业的高准入门槛。人们第一次有了余钱，然而由于卡特尔和价格操控，他们的选择极其有限。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行会稳定压倒了社会进步和创造财富。行会对垄断控制权的占有欲是出了名的，而地方政府与卡特尔达成的收入分配安排又为其垄断控制提供了保障。
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有一个主要特点，它有别于以往任何形式的经济秩序。它建立并巩固了进入行业的低门槛，并对生产者实施竞争约束。这个制度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很晚的时候才被冠以此名），是因为它保证了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然而其核心原则是生产决策最终是由消费者说了算的。
消费者通过决定购买或拒绝购买，对如何使用资源进行有效投票。通过这种机制，高效和创新的公司将茁壮成长，而低效和缺乏创新的公司将被淘汰出局。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依赖于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accounting），在分类账上仔细记录成本和收入，以表明盈利能力是成功的标志。
竞争制度从来没有完全受到生产部门或工业家的欢迎，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将行会制度重新制度化。这些方法包括专利、贸易保护主义、许可证、价格控制和其它形式的商业监管等。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住了，竞争作为一种规则主导着经济生活。
20世纪发生了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从竞争性市场转向工业垄断、公私合营、劫持机构，以及政府与工业之间的纠葛等。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年）曾在任内试图警告我们警惕军工复合体，然而他的警告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军工复合体已扩展到所有民用部门。
如今美国所处的经济环境与1948年的德国几乎如出一辙。我们亟需恢复作为市场原则的竞争，包括自由浮动的价格、较低的准入门槛，以及一个放松管制的经济环境，在自由尝试的原则下将每一个可能的竞争者纳入其中。这个竞争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商业等诸多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埃隆‧马斯克式人物，而发掘他们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商业领域的自由竞争。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
原文：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