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告诉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的《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这番话让王芸生精神振奋,增强了留下来的信心,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最终没有兑现。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
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中共真是害人不浅。
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问题。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储安平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地称之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储安平一语“党天下”,不仅让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且让中共党魁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恰恰因为这惊人之语,他被打成了右派,并成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女儿王芝芙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场面。尽管后来被上面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王芝芙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文革中,王芸生躲在卫生间里,汗泪交织,烧掉了自己40余年来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他儿子王芝琛回忆说:“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
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中共真是害人不浅。
1966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物件,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公安部门的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寻找储安平的下落。但两年过去了,他仍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不过,近日海外媒体刊登的署名余开伟的文章披露,储安平极有可能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而红卫兵打死人后毁尸灭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但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写《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自己最珍贵自豪的那一段历史多有“批判”,其中的违心和痛苦后人难于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