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的惩罚，目的是催逼上帝的百姓向祂悔改。”是啊，今天的美国社会全地满了败坏：堕胎流无辜人的血，同性恋、大麻在多州合法，身份政治肆虐，言论自由丧失，媒体公然做假见证，政治正确扭曲公义…… 美国今天政治、社会整体性败坏，根源只有一个——民众信仰的堕落，而知识分子群体的败坏成为民众背弃基督信仰的主要肇因。

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昨天参加作家郑义的联合采访，收获丰盛，先择其要者跟大家分享。一、海外生活多年，让他心地柔软他是经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一代，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斗斗斗，心肠无比坚硬。他曾专门去看四川宜宾武斗死难者的尸体，为革命练胆。到海外生活多年后，心变得柔软了，突然看到路面上...

如果说俞平伯的思想转变是顺势推至，当局并未有意为难过多，而贺麟的转型却颇为艰辛，是学校党组织煞费苦心的结果，有强力的外因。贺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依旧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旧恩。但遭到群众愤恨之后，他也只能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一开大会，他就屡屡被围攻，败退下来后挫折感格外强烈，又有自取其辱之叹。

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有时候急于寻找光明，而忽视了脚下的黑暗，在奔向由权力提供的窗口之时，不但不能走出地狱，还会陷入更深的牢笼。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经得住黑暗的压迫，但无法经得起一丝光明的诱惑。即便连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大家也对窑洞中的毛式承诺激动不已。或者像吴晗这样的明史专家，经不住乌托邦的天堂诱惑，竟然与恩师胡适分道扬镳，最后自食其果。一个能穿透千年历史的人，不一定就能看破信誓旦旦的当下，包括那种承诺抓着自己头发飞起来的某种方法论神话。

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

81位院士中仅有10位去了台湾。就连胡适的小儿子也逆父母之意，要坚定地留下来“建设新中国”。被中共挽留的胡适则不为所动，他在离开北大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右派追溯到中国的五帝时代，舜帝命契制定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小孝五大教条，为中国教育之始。由此，中国有教育者及被教育者，名称各异，随时代长河而变化。1921年７月23日（而不是宣传的7月1日）在有治外法权的上海法国租界内，在第三共产...

弧度度评论文章：先来看第一组数据：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中，70%多的已选择了移民：家族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他们宁愿去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也不愿再在国内投资办厂。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为什么上流阶层却争相...

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8月5日，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8月1日晚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余英时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

反共立场鲜明的史学泰斗余英时8月1日晨间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耆寿91岁。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第一届唐奖汉学奖得主，资料照。（政治大学提供）反共立场鲜明的史学泰斗余英时辞世享寿91岁。台湾学者陈芳明今天（8月5日）表...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一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丁祖晓，女（1946--1970），湖南湘西大庸市枫香岗乡人。丁祖晓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抗争，反对个人崇拜，为此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死时她才24岁。丁祖晓当时是一个普通回乡知识青年。1965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香...

网友“玖奌”在点评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的差异时指出：“德国之所以一步步地堕入深渊，并不是没有人发现纳粹的罪恶，而是大家在纳粹邪恶昭彰的时候选择了苟活，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像人’的地步。”雅斯贝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以为的苟且，其实是罪恶的帮凶。”

当下，如果要找一本论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的书的话，最经典的，一定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他的主题是"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可以说，它是一份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解剖报告"有人说："读这本书的最好方式就是——关掉手机，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一杯茶...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

七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即将博士毕业，就要踏上西部一所高校的教师岗位了。那时的我心里只想这辈子教好书就行了。对于学术前途，几乎不抱希望。原因何在？读博士那三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术，而是对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荒唐，以及读书人精神世界的荒漠化，有了近乎绝望的切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