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雁雄提出成败关键在于“六变、六不变、六守住”，大家务必准确把握，香港才能成功。从另一角度看，不啻是承认“由治及兴”仍未见效，否则的话，他只须强调继续固守现状，又何须郑重呼吁各人确保达到“变与不变”的各大目标呢？言下之意，不该变的变了，该变的又不变，才造成“由治及兴”走了两年多，仍然无法让香港重拾繁荣景象。

2017年，中共外交部郑重宣布《中英联合声明》已成历史文件，再无现实意义，代表北京可按政治需要制定对港政策。两年后，反修例运动的出现，北京认定是改变现状的时机。北京视之为“颜色革命”、“黑暴”等，遂采取行动，绕过香港立法机关，由全国人大直接颁布《香港国安法》，及后更改变行政长官、立法会、区议会的选举制度，美其名为“完善选举制度”，其实是要结束九七以来行之有效的自由、法治和民主体制。

在这次延安会议上，习·进-平:语出惊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这里所谓“复杂”就是情况变坏或恶化的代用词。经济大滑坡，各级政府财政亏空，党内离心离德，军队涣散、毫无斗志，都是恶化的实情。但谁都知道，举凡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全面恶化，都是习·进-平:自己造成的。他不会对此负责、自责、自我批评，只是流露日盛一日的不安全感。具体到这次延安会议，他明显流露焦虑和担心：军心不稳。

吴强200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2015年即被停职，2020年，清华大学一纸诉状将吴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搬离周转房并且索偿巨额违约金，但是遭法院驳回。吴强又被清华大学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校园。2024年，清华大学再度发起房屋诉讼，要求吴强为无法居住的这几年支付百万违约金。在吴强看来：清华大学利用反复诉讼，以此羞辱和惩罚“不服从”的知识分子。

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

政府肯定悼念本身合法，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接着下来的骑劫论第二段，当局以小心被骑劫为由，禁制合法活动以防范非法活动，就未免匪夷所思了。首先是逻辑不通，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姑息，合法就是合法，不能禁止，但何以有人六四晚上在维园高举手机，显示入面的白蜡烛图像，或者开着手机电筒静坐，也遭到警方制止？

八九学运期间，香港人曾以游行集会等方式，隔空声援当时蔓延全中国的学运，甚至捐钱捐帐篷给留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而在屠城之后的30年，在记忆与遗忘的战争中，香港人一直高举烛光、站在前线。对于列明慧而言，香港人不单是六四记忆的守护者，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万分遗憾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八九民运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

“穷鬼套餐”是中国社交媒体上喊出来的名词，它是指连锁餐饮店提供的折扣套餐，“穷鬼”花很少的钱，不但吃到饱，而且还能尝到一些平常比较贵的食物。中国的“小红书”上，“穷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穷鬼套餐”这个话题有8亿播放量。使用“穷鬼套餐”这个名称的人，并非中产阶层中歧视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们自己互相这么称呼。

到2019年疫情前，按政府统计处数字，旅游业增加值的贡献全年是986亿元，占GDP比重是3.6%，换言之即是比2012年反而有所倒退，之后的三年因为疫情影响政府采取“动态清零”，整个旅游业可说是彻底“清零”，对经济贡献在2021年较疫情前大跌97%，降至仅23亿元，当年占GDP比重仅0.1%，而全港旅游业就业人数亦跌至仅有二万多人，可说是整个旅游业界当年是“全灭”。

习·进-平:的狗头军师们想出来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向外转嫁危机，这个就是美国带头要抵制的出口过剩产能。即使像他们吹嘘的能够搞定白宫，这次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这次关系到人家的生死存亡，在民主制度下再一次欺骗人民的可能性为零。第二个就是向人民转嫁危机。什么强制以旧换新，旧房换新房，还有就是政府买下烂尾楼，转做廉租房等等骗人的勾当。管用吗？刚开始就显出了败像。一来是政府没那么多钱，二来是对百姓来说并不合算，就是强迫也没多大效果。

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之下，东南亚成为双方积极拉拢的地缘政治角力场域，但东南亚国家的态度一直处在钟摆状态。尽管《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出对美国不利的变化，但确实是受到加沙战争的影响。今年大选落幕之后，如果美国国内政治有大的变化，国际政策随之调整，东南亚国家的态度亦会随之变化。不过，除了菲律宾之外，其余九国的调整只会限于对中美两张餐台的青睐度，绝对不会丢弃其中一张餐台。

从宪法讲，有论者认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主权在民，再按照国籍法，“两岸人民均为中华民国国民”。因此中华民国的主权该由两岸人民共同拥有，不由台湾人独揽。不过，政治现实是中华民国只管辖台湾，主权属于符合法律规定享有选举权的公民，不是大陆人，而宪法及法律亦标明中华民国国民分为两类，即“自由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而后者当然没有选举权，台北政府没有政治责任听命于大陆人民。

《愿荣光归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者中广为传唱，但当局指责该歌曲煽动“港独”。对港共及北京而言，要整一个人或一批人及各种创作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扣上“港独”的帽子，所以连曾被本土派视为“左胶”的黄之锋及戴耀廷都被视为港独份子，只要成为港共及北京的眼中钉的都会成为“港独”份子，如今连没有任何倡议独立内容歌曲都成了港独歌曲。

作为首季经济“火车头”是货品出口，按年急升6.7%，增幅较进口增3.2%大，表现是过去两年最好，这主要反映在输往中国内地出口显著改善，以3月出口数据为例，由2月跌0.6%，转为大幅上扬12.1%。不过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及偏紧的金融状况将持续影响货物出口，特别是易受外围因素影响，包括联储局减息时间不确定、欧美经济不稳等，出口贸易能否持续好转是很大疑问。

民进党执政下的最低工资年年涨，涨幅不少，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的都是在拿最低工资，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地方，大学毕业生是在拿最低工资过日子的，这反映了台湾工资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以后很多人的薪资会随着最低工资调涨而调涨，而不是公司老板主动调薪，这变相等于是政府强迫加薪，这是世代正义的问题。

根据环保当局去年底的报告，都市固体废物弃置量，平均每日超过一万一千公吨，人均弃置量每日1.51公斤，比当局十年前预订目标增加约一倍，而固体废物回收率不到三分一（32%），离开55%的目标甚远。连同建筑废物，弃置于堆填区的废物总量每日平均达到15,700公吨。据环保团体估计，若无法大幅降低弃置率及提升旧物回收率，目前三个堆填区都会于2030年填满。

说到底，他根本不关心中国老百姓经济状况的恶化，不在乎人均GDP多少，甚至不在乎中国GDP增速。他关心的是高科技，特别是能转化为军事实力的高科技，如人工智能、超高音速导弹、高性能无人机、核子能力…..。而所有这些军事高科技，都依赖于高精尖的芯片。虽然在口头上谈得少了，但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那四个字：武统台湾。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专访，谈论他对中港政治及经济的看法。本台将会一连两日播出罗奇的专访片段。在今日播出的内容，罗奇谈及上周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言论受到审查，不获准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他又批评其他香港与会者，没有向北京如实反映香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