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8日揭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得奖者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两位美国经济学者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18年10月8日揭晓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得奖者是两位美国经济学者。一位是当年77岁的耶鲁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另一位是63岁的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两位得奖人的最大贡献是，设计出能够解决最基本、也是目前最迫切问题的模型，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永续成长以及人类福祉。评委会指出，他们不仅创造了分析模式、促进经济成长，也对抗了气候变迁，他们把总体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他们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委员会表示，尽管他们并未提供确切答案，但两人的研究成果为人类迈开大步，对于如何能实现全球经济永续成长的问题，提供了更接近解答的答案。
两位获奖者相对前几届得主较为人知，也是早就被列在得奖获选人的行列中，可说没有意外。他俩的学术成就及贡献究竟如何？得奖的意涵又是如何？我们就从他俩的生平谈起。
诺德豪斯简影
诺德豪斯在1941年5月31日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的一个德裔犹太家庭，分别于1963年和1973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他也在196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梭罗（Robert Solow）。
从1967年开始，诺德豪斯就在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系和森林暨环境研究学院任教。1986到1988年曾任教务长，1992到1993年担任财务和行政副总裁。自1972年以来，诺德豪斯一直都是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成员。1977到1979年，诺德豪斯担任卡特政府的经济顾问。2014到2015年间，也曾担任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主席。
诺德豪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环境经济学，他著作和编辑了20多本书，但较被知晓的却是和已故的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1915-2009）合著，畅销全球的《经济学》（Economics）这本教科书。该书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至少17种语言，而诺德豪斯是在后期才参与合撰的。
专研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
诺德豪斯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他在1970年代初开始研究环境问题，从那时起一直尝试计算全球暖化的经济成本，建构了综合经济和科技的电脑模型。他开发了“DICE（持久、整合、使命与努力）模型”及“RICE（气候与经济区域性整合）模型”，评估经济、能源耗用与气候变迁之间的交互作用。他严肃地主张，气候变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冲击。
诺德豪斯在此一领域的著作甚丰，先后撰写和编篡20多本著作，最著名的是《管理全球公地：气候变迁经济学》（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1994）。他与经济学者鲍伊尔（Joseph Boyer）合著《世界正在暖化：全球暖化经济模型》（Warm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dels of Global,2000）；最近的著作是《气候赌场：暖化世界下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The 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2013）。
他在《回应气候变迁经济学》（Reflection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1993）书中指出，“人类透过多层次的干预行为，像掷骰子一样跟自然环境赌运气：对大气注入温室气体，或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并以砍伐森林的作法严重改变地貌，将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破坏殆尽，并累积大量足以毁灭人类的核子武器”。
根据他所开发的气候变迁模型得出，生态系统对降雨、水流或气温等气候变迁因素最为敏感；农业、森林、户外娱乐及海边活动等都在模型中。
诺德豪斯在2016年12月发表的研讨论文中，采用最新的DICE模型，论证世人若不采取大规模的气候变迁政策，下个世纪气候可能迅速变迁；即使短期内就实施重大政策，也非常难以达成〈巴黎气候协定〉中所订的“全球共识”：“摄氏两度目标”。由于碳价政策实施进度落后，未来碳价必须再提高。
台湾环境与资源经济的知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萧代基，曾于1994年与诺德豪斯及另位耶鲁大学教授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AER）发表论文，以崭新的社会实验方法，评估全球暖化对农业的冲击，当时也引起热烈回响。
诺德豪斯是以经济学分析气候变迁问题的开创者，将环境污染及天然资源稀少性纳入总体经济模型中，其研究对于社会发展、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或可使人类避免沦于经济、环境“双输”的窘境。不过，他引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表示，“对于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希望渺茫，只能设法减缓。”
涉足“经济福利指标”
诺德豪斯和已故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丙（James Tobin,1918-2002,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72年合写了〈非要成长不可？〉（Is Growth Obsolete？），这篇文章提出经济福利指标（MEW），目的是为了因应环保人士艾利希（Paul Ralph Ehrich，史丹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在生物地理学领域亦有卓越贡献。）提出的知识挑战。
他们用三种方式调整GNP（不是GDP）：一是把所有支出分为消费、投资和中间财三类；二是纳入休闲和家务工作的价值，也纳入消费者在资本财上投资的好处；三是为他们所说的“都市化的不便性”进行修正。
他们的计算显示，二次大战后的岁月里，美国的经济福利指标成长速度略低于GNP成长率。不过，他们的结论是，GNP这个指标够好。他们说：“成长过时了吗？我们不以为然。虽然GNP和其他国民所得累计数字不是福利的完美指标，但是在为这些统计最明显的缺陷修正后，这些数字所传达的长期进步大势仍然不变。”这个结论没有取信环保人士，有人继续努力发展其他衡量福利的替代指标。
保罗．罗默简影
罗默在1955年11月6日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父亲罗伊．罗默（Roy Romer）是前科罗拉多州长，他有四个兄弟和二个姐妹，兄弟中的克里斯（Chris Romer）是前科罗拉多州参议员。
1977年罗默获芝加哥大学（芝大）数学学士，1978年得到芝大经济学硕士，1983年再获芝大经济学博士，其间也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研究所。罗默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具外部性、递增报酬和无限成长的动态竞争均衡”（Dynamic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ith externalit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unbounded growth），指导教授是向克曼（Jose Scheinkman）和卢卡斯（R. E. Lucas Jr.,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默原本攻读数学和物理，本想转至法学院就读，但大四时修了管制经济学理论大师佩尔斯曼（Sam Peltzman）的经济学课程，开启对经济学的热爱。他曾说，若非当年修了佩尔斯曼的那堂课，他应该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他说：“佩尔斯曼的经济学展现了如何用简单的需求曲线、无异曲线，可以解释人类世界的复杂概念，让我深深着迷。”不过，罗默认为影响他最深的却是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和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梭罗（Robert Solow），而这两位名家都是成长理论的先驱者。
罗默专攻研究发展以促进技术进步，由而带动经济成长，曾在2016年到2018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在1977年被《时代》杂志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他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史丹福大学任教。
罗默在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在经济成长领域。在他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建立的数学模型，阐明科技进步是人们有意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他之后又于1986及1990年分别发表论文，开创“内生成长”理论。
罗默备受称颂的名言是“浪费掉危机（的教训）是件可怕的事”（A crisi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促使许多经济学者及投资专家都从金融海啸中寻求教训。他近年的贡献是致力于复制“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作为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引擎。他主张低度开发国家若能有更好的法规及体制，便能建立一条不同且更佳的成长轨道。
罗默认为，经济学需要大量应用物理和数学，而这也是经济学吸引他的原因之一。1977年罗默从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毕业，继续攻读一年的经济学硕士，之后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就读，罗默也从那时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1982年他再度回到芝加哥大学就读，并在隔年拿到博士学位。虽然罗默最后选择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取得博士学位，但过去在麻省理工学院、皇后大学的求学经验，也给了他许多的滋养，他在皇后大学时与学校老师有许多讨论互动，让他对经济学的认识快速增长。
罗默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成长领域的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有些国家富有？影响国家经济成长的因素为何？是否有一套模型能解释影响国家经济成长的因素？这些都是经济学家试图解开的问题，从1950年代至196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经济成长的动力究竟何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发现技术的进步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从而解决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因此开始将技术纳入经济成长模型中。
然而，当时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成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成长就会停止的结论，也就是“新古典成长理论”。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形成了“内生成长”的讨论。支持内生成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学者认为，经济长期成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换言之，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成长率是正的结论。
罗默获奖的最主要论文是1990年10月刊在著名的主流经济学术期刊《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篇名叫〈内生的科技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这篇文章是“经济成长理论”的一个分水岭，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现代经济成长理论沿革
大致上，自从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以“投资双重性”为基础，得出有名的“哈罗德─多玛成长模型”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计划即以该模型为蓝本作推估，但因其具“剃刀边缘”的不稳定特性，一旦离开均衡，即难回到充分就业的成长均衡。为了改进此种不稳定性，学者们乃分头进行研究，其中，最成功者乃推梭罗（R. M.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1956年发表了〈对经济成长理论的一项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这篇重要论文。他将生产函数型态由梁铁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为资本、劳动之间可以任意替代的生产函数，以获致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成长，从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即广为学界所引用。
梭罗的“新古典成长模型”有三个基本的假定：一为人口成长系外在因素决定的，经济与人口变动之间没有交互影响；二为生产函数呈现固定规模报酬；三为投资等于储蓄，前者为资本存量的增加额，后者则为总产出的某一固定比例。就在这三个假定下，梭罗推导得出：某一经济社会能够达到，在某一资本劳动比例之下的长期静止不动之每人所得，此时，社会呈现充分就业，所得增加率等于人口增加率，也等于资本增长率。
这个精致的新古典成长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常与实际现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长期稳定均衡方面，与我们熟知的，许多国家有连续成长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实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长模型推论出，技术与偏好相同的国家，每人所得会逐渐接近；这与世界银行1984年的研究和顾志耐（S. Kuznets,1901-1985，197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之研究都有违，事实上，贫富国家之间的成长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关于第一点缺失，梭罗加进“外生的”技术变动来解释，他将技术进步视为“余数”，因而得到有名的“技术进步梭罗会计估计法”。迄今，这种测量法仍广为学者所用。但因此法需要用到难以得到公认的资本存量资料，而有其他测量法的出现。其中，已故的邢慕寰院士也曾自创一种不用资本的估计方法，但仍有争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沈寂十年再抬头的成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成长理论存有重大缺陷，到1970迄1980年代初期，就不获经济学家青睐。但是，就在1980年代末期，情况却有变化，数位当代顶尖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它重提，并再改造成长理论。最值得注意者当推卢卡斯（R. E. Lucas Jr.,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贝克（G. S. Becker,1930-2014，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两位教授。两者都针对上述梭罗成长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富国、穷国之间，无论在个人所得的绝对值或成长率上均有所差异”，试图提出新的解释方式。
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资本的加入找出一个模型─一个可以放在电脑里跑的明显动态体系─以机械化的运作架构来反映此等事实。后者则再引进马尔萨斯（T. Malthus,1766-1834）的经济动态模型，将人口成长视为内生变数，结合梭罗的模型，重新再出发。迄1980年代末，两人皆各有可观的进展。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别在1986年4月和1987年3月到台湾访问时，作过公开演讲。
经济成长理论在沈寂十多年之后，在1980年代末再重现曙光，而1987年梭罗这位现代成长理论先驱者的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成长理论又再重领学术风骚的证明。不过，此时真正的主角既非梭罗，也不是贝克或卢卡斯，而是罗默。
知识经济学崛起
上文提过，罗默出身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受过卢卡斯的熏陶指导，但他的理论与芝加哥学派却有扞格，特别在“政府干预”这个关键点，这点也是所谓的“淡水学派”（主张政府不应干预）和“盐水学派”（主张干预）最主要的差异。自1930年代凯因斯理论兴起，从此以后“政府精密调节经济”就广受欢迎并被认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所得政策、产业政策等纷纷出笼。
“市场失灵”的理论是政府能堂而皇之进行干预之基础，尤其是所谓的“Public Goods”（一般书本都称为“公共财”，其实是错误的译法，而英文名字也非常的不妥，因为这种财货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两种特性，但“公共”或“Public”的意义却是大家共有的物品，与“私有”相对应，这是“产权”的课题。而且不论是私有或是公有财，都可能有着共享和不能排他两种特性。不过，大家不妨想一想，实际社会里真的有同时拥有这两种特色的物品吗？即便是“国防”，也可能利用驱逐出境予以排除呢！因而严格的说只能找到“近似”具此两种特质的财货而已），更被认为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因其一旦制造出来，广大的其他使用者就不必支付成本而享用，且不会减损他人的好处。
罗默的“内生技术”之理论基础就是“知识具共享性”。对于人力和科技资源所发挥出的创意、创新，必须有政府在教育、训练和科技政策上担任“一定程度的积极管理”角色。于是原本似乎永远也无法与央行总裁、财政部长，甚至贸易谈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学部门主管与教育部长，由于科技、训练，以及教育政策将被全世界所有国家视为政府必要与合法的责任，其重要性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善加执行这些政策的难度甚至更高，所以这两个部会首长的地位乃水涨船高，特别在知识经济兴起，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路无远弗届的21世纪，将更为明显。
2018年11月21日，罗默获奖后又在《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 Journal）东方版上发表短评，再次强调“政府在支持科学和创新（science and innovation）上可以做得更多”。
稀少性和生产要素产生破天荒变革
在经济理论上，“内生技术变革”所表达的是“报酬递增”或“生产力向上”的情况，而垄断性竞争市场也取代完全竞争市场，于是“稀少性”这种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假设将被“富足性”取代，而过去二百多年来经济分析的土地、资本、劳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东西”取而代之。为了明确表明此种变革，就必须以高深数理模式来呈现，经济学数理化的境界乃更见提升。
我们知道，经济学之所以在1968年被瑞典中央银行出资列在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行列，系因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数理化”程度最深，且可用计量方法来实证。这条数理化之路始自马夏尔（A. Marshall,1842-1924），迄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才备妥工具而发扬光大，而他的新方式写作之《经济学》畅销书更将此工具发挥的淋漓尽致，而经济体系可用数理模式表明，政府可用政策“精密调节”（fine-turning）经济景气，乃至提高经济成长，而开发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也可依样画葫芦，或许贫富间差异得以缩小，贫穷得以消除，乃至世界大同可以达成！
罗默在那篇1990年的论文中，建构了三个经济部门：（1）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2）研发部门、（3）生产中间财的部门。罗默指出，要让经济体的维持持续成长，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
罗默建立的“内生经济成长”模型，将知识完整纳入经济和技术体系内，使其做为经济成长的内生变数。罗默提出了四要素成长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罗默的理论纠正了新古典经济成长模型的局限性，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成长。1992年他在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年会中，进一步将上述思想运用到开发中国家研究。他假设，投入更多的创意和知识，将直接影响到一国或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
罗默在1990年证明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经济不断成长，奠定了经济学的“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
罗默的这篇1990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被大卫‧华许（David Warsh）这位记者兼经济学家，在2006年写成的《知识与国富论：一个探索经济成长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这本书作为主角，讲述成长理论和经济学演化的故事。
返还亚当‧史密斯的世界
该书不但精彩讲述当代经济学的演进，作者更点出了重要的意涵。不过，正如作者在该书最后一段所指出的“经济学让人兴奋的盛况目前已达颠峰。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横亘面前，比国家财富更‘深层’的秘密还有待发现，也就是亚当‧史密斯称之为道德情操的天赋—关于人性，也是我们宣称的人道。”毕竟罗默所带动的新成长理论或知识经济学，系基于高科技的带动，由而创新的日新月异让报酬似乎递增，人类也好似愈来愈富足。
可是，不说全球“赤贫”还消除不了，连先进国家中都出现明显M型社会，中产所得阶层流向低层者众，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动连绵不绝且愈来愈恐怖，恐怕都是可怕的后遗症。
人啊！何不勇敢承认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财货之富足却以摧毁无形的心灵做为代价，又让地球资源快速耗竭。
那么，不是如该书作者大卫‧华许所说的，应该是到了唤回当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感）”或“伦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时候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