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导演李杨:真实故事比电影惨烈的多得多 * 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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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山》导演李杨:真实故事比电影惨烈的多得多
为积累素材接触数十个被拐妇女 拍完后仍连续做恶梦 问:您觉得这部电影是对现实的还原还是放大? 李杨:缩小了。比这个惨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

我其实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看着敌人把这个人打残,打得浑身是血,但作为我的职业我不能去救他,我要去拍。我放下机器时可能他已经死了。要知道这是两难的事情。我知道做这个事情非常残忍,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把这个故事讲真实了。

问:您接触到的人贩子怎么看待他所做的恶行?

李杨:他们说也是为了生存,也会内疚。他甚至会说他强奸过被拐卖的妇女,还觉得玩了女人又赚了钱。我采访之前答应过他,就是他所有说的事情放到我这儿,不会再说下去。所以我也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困境,要么违背自己的诺言去告发,要么容忍他的罪行继续隐瞒下去。后来我为此事也咨询过警察,警察说如果人贩子说自己是吹牛,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抓不了他,而且他可以说自己是在编故事。

拍完《盲井》之后好几个月我都做恶梦,老是梦到井下塌方。拍完《盲山》,我也老是做恶梦,总梦见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内心越分裂越无力就越想拍成电影让大家看到

问:会不会感到很分裂?

李杨:是,是很分裂。所以我觉得做完那些采访后,突然觉得不管受多大的委屈,也有义务把这些内容告诉人们。社会在发展,这些故事可能慢慢消失,后代并不知道中国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80后、90后以为他们生出来就是现在这样子,都是这么幸福。

问:对于这些内容只能拍成电影,您有没有无力感?

李杨:我不是上帝,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在我有限的条件和能力下,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是有无力感,其实每个人救不救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有无力感。时隔八年,这个电影又被大家重新在这种意义上去挖掘,我觉得我没白做。

多数被拐妇女都是被强暴刑法应该加大对买方惩罚力度

问:《盲山》中有个情节是白雪梅被“丈夫”以及他的父母按住,然后被强暴。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存在吗?

李杨:我采访的所有被拐卖的妇女开始都是反抗,一个女孩子,不管是不是农村的,上没上过学,被强暴都是奇耻大辱。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不认识的甚至年纪大很多的十分丑陋的男人。这完全是暴力。父母按着女孩儿一块办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正常的。

这些家庭对被拐卖的妇女看管上的放松,基本上都是在她怀孕后。如果生个女孩还要管着,如果生了男孩,基本上管的就松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我觉得中国的刑法应该修改。买人的一方应该判重罪。

问:您觉得在什么地方应该改?

李杨:我不是说像韩国的《熔炉法》一样也出个《盲山法》。中国法律对买方基本不判刑或者判刑很轻的话,这就使买方市场很大,就会有犯罪集团铤而走险。

如果没有买方,或者对买方犯罪的惩罚尺度更大的话,就可能没有买卖人口的市场了。买的人不仅仅犯了买卖人口罪,还有强奸罪,非法拘禁绑架罪,绑架得到的赎金就是这个女人,让她去生孩子。这些造成了很多性格不那么刚烈的女人一生的痛,而且这个痛会传递下来,因为她生下的孩子依然在这个村里抬不起头,大家永远会指指戳戳。这个伤害不仅仅是一代,会是两代。

犯罪成本低就会鼓励犯罪只要有人肯思考就是改变

问: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有拐卖妇女现象的存在?

李杨:这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犯罪不但没有成本,而且还受到了变相鼓励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能去犯罪,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个是人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关于《盲山》,我想可能大家没往那个方面思索,我讲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其实往深里思索以后,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的问题?电影不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十年、八年后大家还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

问:您一直希望这个电影能改变什么?

李杨:讲真话,说真实的故事,讲真实的感受的电影,是会被人们记住的,那些歌功颂德的虚假的东西不会留下来。

现在的改变已经看出来了,不是说我们的改变是一个结果,而是看过《盲山》的人已经去思考了,这就是觉醒。其实人的思维,知识以及一些意识是需要启蒙的,这就是改变。之前很多人都不觉得中国有我这样的导演,觉得只有韩国才有。其实中国还有不少有良知的导演。

我用自己赚的钱,大概400多万,拍了这样一部电影,还是希望能做一点事情,把这样的现象留一些影像资料。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给后人,但实际上这个电影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发酵。

这就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网上的《盲井》、《盲山》都是盗版,害的我损失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我没有去告去追究的原因。但反过来讲,如果我只顾我的钱,我可能是挣着钱,但我拍的电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看到。

我觉得那些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人一辈子活的要有意义,要对社会有意义。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电影,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花钱去看我的电影。这样我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问:您拍的《盲井》至今也没能在国内公映,虽然在国外拿了30多个大奖。而且为此还被有关部门处罚禁拍三年。这对您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打击,即便这样,为什么还要自掏腰包拍《盲山》呢?

李杨:打击是正常的,如果在大家都在说假话的一个环境里,你突然说真话,你不就是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吗?这个人肯定会受到打击,这个寓言不仅在中国有,在全世界都有,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改善。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也需要一种勇气和一种智慧去讲真话。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可以受打击,但是如果不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拍电影有什么意义?不拍不行,这就是我的命。电影已融到我的血液里,我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其实是针对全世界都有的人性的问题。

《盲山》不是丑化中国只是说真话

问:《盲山》公映后,有网友说您把中国不好的东西拍出来,还拿到国外公映,让更多人看到,这对中国是一种丑化,是一种抹黑。

李杨:当然不要说中国人这样,就算放在德国,也会有人这样说。说真话是不好听,但是说真话永远是对自己和社会负责。

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已经变得去鼓励说真话,打击说假话。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的时候,大家就慢慢地不敢说假话,撒谎变成一个重罪。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都是教人撒谎,父母会从小教你讨好老师,讨好领导,别得罪人,搞好关系。这是我们文化的问题。《盲山》中的现状,很多人说我揭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可是现实的确是这样子。

我始终认为一个犯罪的泛滥的社会,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或者这个群体的人的素质低下,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素质是一样的。如果打击罪犯力度大了、犯罪成本高了就没人敢犯罪了。

我的观点是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用道德是管不了的。如果鼓励了这个恶,作恶者不会负责的话,这个恶就会泛滥。中国人的素质和外国人一样高,要看在时没情况下。中国人进了人民大会堂谁会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有吗?法律以及执法系统没有权威的话,就是变相的鼓励犯罪,大家都可以犯罪。不能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就说我揭露中国人的阴暗面,太可笑了。

对于说这些话的人,我就回一句话,你看和不看,阴暗面都在那儿。

问:电影中有个辍学的小孩叫李青山,最后是他帮助白雪梅把求助信送了出去。您是想通过他表达一种希望吗?

李杨:当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少年强则中国强,成年人被腐蚀了,麻木了,但我希望中国的少年能有少一点的污染。他的行动也证明了中国是有希望的。

问:所以这个电影并不是完全的冷漠。有人看完之后觉得整部电影透着一股冷漠一股绝望和残酷。

李杨:没有,其实一点也不冷漠,这个电影完全是正能量,是人性的主旋律,我讴歌的是人性的善,批判了人性的恶,女主人公一次一次的逃,我讴歌的是她对自由的向往,不愿屈辱的活着,这是一个人格的精神。

国外版结局更接近本意但不妥协就会夭折

问:《盲山》的结局分为国内外两个版本。有人说你对《盲山》的发力不如《盲井》高。

李杨:国外版的结局是白雪梅在大山里的“丈夫”黄德贵知道白父要带她逃跑,跟白父起了争执,为了救父亲,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黄德贵,然后画面黑屏。这个结局更接近我的想法。

国内的结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亲走了。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是一种无奈。实际上她的这种选择以及车上另外一个女孩子后来为了孩子她留下来,她牺牲了自我,下车留在村里,都是一种无奈。

《盲山》《盲井》的区别在于是否进入电影体制内。在某些时刻必须做一些妥协,否则的话就夭折了。我做《盲山》的时候就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但我觉得《盲山》更成熟一些,好多东西需要仔细去分析。

比如说白雪梅一而再再而三的逃,是什么支撑着她,她想要的是什么?大家的思索不一样。那个村子没有高墙,不是监狱,为什么走不了呢?

大家能看懂多少就看多少。我认为一个好的电影不需要去解读的。实际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的设置都有我的用心,包括名字。除了李青山,还有白雪梅“丈夫”的表弟黄德诚,“道德”的“德”,“诚实”的“诚”。

《盲山》能给中国观众带来一定的思考,或者能带来一种比较,我就非常高兴,都是对我的褒奖,比赚了多少钱都高兴,当然不是我赚钱不高兴。

问:《盲山》在国外公映的时候,是否有人问您,中国现在还存在这种现象吗,是否有所改变?

李杨:当然有人问,但是2007年时拐卖妇女的情况变得少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打击力度大了,而是通信发达了,可以打手机打电话和外界联系了。包括现在拐卖儿童,大家通过微信、微博马上去找,加大了犯罪的难度。

随着电视、网络的发达,很多妇女意识的觉醒也不一样,现在倒是拐卖儿童的多了,因为儿童找不到自己的家庭,实际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大应该对刑法进行修改,现在对买卖儿童罪的买方惩处还不够大。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应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问:这部电影未来可能重新公映吗?

李杨:有可能吧。也许把我的新电影做完以后,看看情况再说,因为我有公映许可证。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人格觉醒的层面去了解,为什么这个电影全世界能看得懂,因为它是在讲人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揭露丑恶。

盲三部曲的第三部关注流浪儿童正在审查中

问:从《盲井》到《盲山》,可以说这两个词都是您自己发明出来的。为什么用这个“盲”?

李杨:我其实是偶然得到这个“盲”字,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中国关于看不见就两个字,一个是“瞎”,按我们的理解,它是一个“目”一个“害”,“盲”是一个“亡”,一个“目”,“亡”是“死亡”,但是我们所有跟心理有关的都是“盲”,盲点、盲区。盲点不是说那个地方不在,是你看不见或者是视而不见,所以我的解读是视而不见为盲,就是说你的视力死了,能看见的东西死了,你假设看不见,不就是死了吗?而“瞎”是指一个生病的状态。

问:您的新电影关注的是哪类群体?名字还没定吗?

李杨:定了,但是要去审查,现在暂时不说,卖个关子吧,反正肯定我希望跟盲有关系吧。关注的是流浪儿童、乞讨儿童,也是纪实类电影。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都是关注底层的。

底层人群的生活更接地气

问:盲三部曲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群,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群体?

李杨:可能正因为我不是底层人,底层的生活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更接地气。

我不太关注上流社会,他们太虚伪,我可能不感兴趣。人到一种地步就开始装了,我觉得底层人群的生活挣扎更能接近我们社会的面貌。

国家应该消除贫困,消除愚昧,这是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变好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

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早点认识可能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如果很早的时候《盲山》可以公映,通过宣传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骗子行为,大家就会警惕不再上当。就有可能保住性命。

问:盲三部曲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李杨:可能会做一些商业片吧。盲三部曲都是我自己砸锅卖铁借钱拍的电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但我也需要生存,需要再去赚钱。有了钱还能再去投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好好拍一个三观正一点的商业片,对中国人也有好处。

我从来不排斥商业片,因为电影本来就是商业的,它的属性首先是文化商品,文化又赋予它要有社会意义,而不能是乱七八糟。

我一直认为我做的是主旋律电影。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批判的是人性的恶,弘扬的是人性的善就是主旋律,包括《盲井》。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网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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