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先生于2024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周光召生前参与了“两弹一星”与三峡工程等所谓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在纪念文章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到周光召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一事，但闭口不谈在三峡工程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90年8月22日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三峡工程论证报告，周光召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与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林业部部长高德占一起负责审查生态与环境组的专业报告。笔者以为，审查生态与环境组的专业报告，这是天下最难的事情。难处就在于组长马世骏院士与顾问侯学煜院士发生矛盾，马世骏和生态与环境组提交的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而侯学煜与陈昌笃教授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是弊大于利，三峡工程不宜建设。中共决策层认定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最终也得到了中共决策层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把弊大于利改利大于弊，把黑改成白，这个改变很难。其实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三峡工程投入运行之后的客观事实说了算，是历史说了算，是子孙后代说了算。出人意料的是，审查生态与环境组的专业报告一事进行得非常顺利，结论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最后改为了利大于弊。侯学煜院士没有闹，马世骏院士没有吵，生态与环境组的专家们也没有提出异议，鸦雀无声。周光召院长解决这样的难题，为世界、起码为中国做出了一个典范，创造了一套经验。为什么闭口不谈周光召在三峡工程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周光召自己也不愿（不敢）提及此事？难道有难言之处？难道只是照搬了中共“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常规套路？还是因为2003年三峡水库投入运行以来，三峡工程所带来的对生态与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露出来，对中华民族未来危害无穷？

周光召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重庆、成都等地持续高温，最高温度升至40度以上，并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在持续高温的日子里，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风扇、没有电梯，日子很难熬。当地居民又拿三峡工程说事，拿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说事，拿三峡水库蓄水后将成为“空调”使重庆冬暖夏凉说事，拿三峡工程将提供廉价的电力说事，拿三峡工程照亮半个中国说事……

周光召先生走了，一路走好。到了那一边，一定会遇到侯学煜先生，一定会遇到马世骏先生，准备如何回答侯、马两位先生提出的问题呢？

一、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先生于2024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

图1：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先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但不提其对三峡工程的“杰出贡献”，曾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生态环境报告的审查，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先生于2024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1]。周光召，1929年5月1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家庭成分职员（父亲应该是民国政府的公务员或者教师）。1945年周光召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一年后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入北京大学研究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留校参加工作，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57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进修，任中级研究员。1961年回国。回国后任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周光召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年9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后连任十三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1995年5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96年6月到2006年5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前卸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周光召先生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作出贡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周光召先生辞世，新华社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8月23日周光召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进-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2]（李强正在俄国访问因而缺席），给以最高礼遇。国内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应该说对周光召先生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重点的笔墨都在两弹一星上。但是所有的纪念文章都回避一件事，就是周光召先生自1990年8月22日起曾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生态环境报告的审查；自1995年11月21日起曾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至1997年卸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止。

“两弹一星”、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都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篇章。为什么周光召不愿或者不敢提及曾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生态与环境组报告的审查以及曾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之事？笔者以为，负责审查生态与环境组报告一事难度非常大，是一般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如何破解这样的难题？有什么做法和经验可以启迪后人？意义非常重大，可以为人师表。为什么周光召根本不愿提及此事？难道这只是照搬了中共“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常规套路？还是因为2003年三峡水库投入运行以来，三峡工程所带来的对生态与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露出来，对中华民族未来危害无穷？

图2：三峡水库垃圾漂浮带，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3：2024年7月17日三峡湖北库区宜昌秭归县发生一起大面积山体滑坡三峡水库垃圾漂浮带，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二、邓小平1980年表态支持三峡工程150米方案与全国政协委员大闹怀仁堂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三峡工程决策的过程。

1980年6月底，邓小平在女儿等的陪同下，经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亲。7月11日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船，沿水路出川，陪同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在轮船上，邓小平主要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汇报，其中许多工程效益不是来自150米方案。船到武汉之后，邓小平立即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召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邓小平当场表态支持三峡工程150米方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