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国大学新的学年又开始了，几百万新大学生入学了。在这同时，中国的高考公平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话题。

专家对美国之音说，高考制度存在地域歧视，对居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皇亲国戚”有更多优待，户籍制度限制人们自由流动和考生的发展，是造成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知名大学大多集中于富裕地区，在高考名额分配限制下，欠发达省份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难度更大。

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在辽宁省丹东出生长大，1980年考进北京大学，全辽宁省当年只有几十个配额。进了北大后，他和来自各省各市的同学们聊起高考分数，发现大家的分数都很接近，唯独北京的同学例外。

谢田说：“家在北京的学生，他们分数比我们低得非常非常多，多到我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有点愤怒了。我们要费很多很大劲儿才能进来，他们实际上很容易就进来了，他们那个分数要是在其他省份的话，绝对不可能上北大。”

“高考制度肯定是有地域歧视的，”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真正全面开放，按分数来的话，福建广东江浙这些地方的考生可能会占相当大的份额，而北京当地的一些学生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高考制度优待一线城市的“皇亲国戚”？

谢田说，中国的高考制度显然存在地域上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省级省会城市享有的福利和教育资源是三四线城市难以想象的，自己过去在丹东的教育资源和发达地区相比“差得太多了”，不同地区学生的质量和教育水平有很大区别。此外，发达省份拥有更多好大学，这些学校又为本地生保留大量名额，其他省份的考生只能挤破头争夺各省分配到的稀少名额。而在开学后，本地生和外地尖子生之间的程度立见高下，在学习程度上有落差。

谢田指出，中共官方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的照顾明显较多。这些地方有更多共产党高官子弟，他们以较低的分数进入北大清华，甚至在过去还能利用家庭优势保送。当年在北大就有许多保送入学的红二代，学期成绩明显落后于来自其他省份的学生。

而现在由于名额分配制度，大城市的“皇亲国戚”也相对容易上好学校，共产党实际上在加大阶级之间的差距。相反的，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不被认为是当地的人，子女的教育、入学入托都成为问题。

“实际上中共内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重的，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做得非常完善，号称是共产主义均贫富，实际上更加清晰地把人区别成三六九等，并且每一级的工资待遇、福利、退休金、医疗保险都非常不同。户籍制度维持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也非常严重，”谢田说。

高考名额分配的争议实际上与户籍制度有关，谢田表示，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以成绩择优录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户籍制度，这是中共所不乐见的。“中共当时为了控制人民，尤其是控制农民，然后也控制人口的流动，使用了非常恶劣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没有这样的限制。

户籍制度便于他的统治监控，按县按区把人划分固定，等于是画地为牢，”他说，高考按照地区来分配录取名额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为了维护政权的统治，通过户籍把人们固定在所在地，不给人们自由迁徙和流动的空间。

“北京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教学资源，而它又不完全开放全国范围内自由竞争，这对大学来说也不是好的，它没办法拿到最优秀的人才，”谢田说。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对美国之音说，高考名额分配制度和重点大学分布不均，实际上是针对经济效益和政治的歧视。例如在北京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学校，其直接领导者是中央政府，他们的子弟居住在北京市，自然要给北京市相当的名额照顾职工子弟。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的孩子比农村孩子更聪明，大城市的孩子比小地方的孩子更有见识，前途发展也更好，尽管听上去类似于狡辩，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2001年，三名山东青岛考生起诉中国教育部，控诉高考全国试题相同但各地录取分数线不同是“教育歧视”，例如北京重点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为454分，然而这三名考生所在的山东省分数线却是580分，原因正是中国针对各省市高校招生数量的名额分配制度，导致一所学校录取的分数线可能相差一两百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诉讼流程“不合规”为由不受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