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宋彬彬背后的人，才能还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与罚。

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领袖谕示"要武嘛"的时候，或许没有料到，她此后将再也不能从"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来。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公众道歉，仍旧引发了"洗刷罪名"的争议。

宋彬彬对媒体说，几十年来在她身上一直有两个人，一个是宋彬彬，一个是宋要武。前者是真实的她，后者是她背负的"红卫兵暴力"符号。让宋彬彬变成宋要武的，除了她本人那次给领袖戴袖章的举动，以及此前在卞仲耘之死中的某种缺少担当，还有很多来自他人的因素。在变成了红卫兵符号的宋彬彬身后，站着一系列他人的身影。

他们各自在有意无意中，将一个普通的"老红卫兵"宋彬彬一步步推到了"宋要武"的位置上。不提及这些名字，就无从还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与罚。

1、彭小蒙

在文革期间，彭小蒙是和"宋要武"同样著名的中学红卫兵，但她的出名并非由于戴袖章的机缘巧合，而是靠打先锋拼杀出来的。

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当年的老师回忆，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见学校1万名师生的时候，率先抡起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包括到场的中央领导人，却得到江青的赞赏和热烈拥抱，从此开创了红卫兵暴力殴打（武斗）的风气。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清华红卫兵组织的信中表扬了彭小蒙在殴打张承先的会上的讲演，以及她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江青更称彭小蒙和她的"战友"们是"小太阳"。

此后彭小蒙在打人斗人中一直亲自上手，表现抢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记载，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级女学生万红，因为父亲是右派遭到男红卫兵殴打，奔进女厕所试图躲避。当时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但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被铜头皮带抽打，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鼻肿。

王友琴还记载，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串联"鼓动。

8月18号的那次天安门城楼接见中，彭小蒙风光无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红卫兵发言的人，面向全国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给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彭小蒙。

孔丹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忆称，当时红卫兵上天安门由中宣部副部长雍文涛安排，雍文涛让彭小蒙推荐人选，彭小蒙推荐了师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华附中等学校，每校20人。根据这份回忆，当时楼下的几十万红卫兵，谁上天安门的决定权在彭小蒙手里。如果彭小蒙没有推荐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楼的机会，遑论给毛戴红卫兵袖章。当时同样在城楼下的八中陈小鲁等人，就没有机会上楼。

从彭小蒙的挑选来看，以她认为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学校为主，但并无一定标准，譬如四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秦晓、孔丹都属于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师大女附中激烈反工作组的"主义兵"，也没有得到上城楼的机会。这也说明，老红卫兵内部还谈不上明确的"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分野。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之后，她和彭小蒙就成了当天最出风头的两个红卫兵。但"宋要武"的概念性意义逐渐压过了彭小蒙。

据王友琴记载，文革以后，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和父母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但没有提到自己当年的风光一时。

彭小蒙的父亲是全国红十字会领导，属于高干子弟。但显然没有宋彬彬父亲宋任穷的"上将"和政治局委员地位来得显赫。这也是她不适合充当红卫兵符号的原因。尽管是她促成了宋彬彬走向城楼的一步。

2、刘进

刘进是推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的第二个关键人物。

刘进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学。1966年6月2日，她听到广播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带头写了女附中第一张要求文革的大字报，并找到宋彬彬等签名。工作组进校后，刘进成为工作组任命的师生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后，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担任副主任。这个组织联络了接近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继续引导学校中的"文革"。以后由于宋给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筹委会。纵观始终，刘进和宋彬彬始终一同进退，而刘进始终处于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