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37中文革中打死的两位老师：王伯恭合王冷。周勍提供照片。

题记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耶利米书9:1

在中共治下的几十年中，几乎每一天都是浸泡在血腥中的纪念日或曰敏感日。

时间进入了八月，柏林的天气已经日益惬意凉爽，而我的身心则燥热恍惚，细思就是“红八月”这个特殊而血腥的词汇，就像武汉病毒的后遗症一般，闹得我发烧发冷、左右都不得安生。随机整理出我谈自己的纪录片《我记不清了》的访谈，一则是给后人留下审判中共罪证的一个证词，二则是对在1966年大陆被活活打死所有老师的纪念，当然也是自我解脱的一个尝试——

我们真的越来越像狗一般的记吃不记打了——或堕为鱼一般仅有7秒记忆的集体健忘症群了。文革活活打死了那么多老师，至今对那些屈死的孤魂野鬼连一个正式的道歉都没有，我们就好意思开始煽情的庆祝教师节、搞各种各样情意绵绵的师生聚会……若真的对老师还有此心，就请从给枉死的教师们道歉和昭雪开始!否则，谁敢保证再不会有老师被自己的学生们群殴而死?学生检举揭发老师的戏码已经频发上演了，拳脚相加还会远吗？

以我的纪录片为例:西安市第37中学在1966年8月31日这一天里，学生就打死两个老师、打伤了九个、打残废了一个、精神失常一个、23个老师被打伤住院，而全校仅40个左右的老师……

过程是西安37中学红卫兵头头白解放和吕水牛等，第一次把王冷和王伯恭老师等20多位老师拉进批斗会场，白解放让王冷老师双手拿着10多斤的哑铃，腰弯下九十度，一个小时后王老师昏倒在地，白解放就用木棒从后面抽打王老师。

随后白解放他们在批斗室里用课桌排成长方形，给桌子下面的水泥地上铺满事先敲碎的玻璃渣子，然后强逼王老师等20多位老师在玻璃渣子上爬行，如果谁的头或者背要碰上了桌子，他们就棍棒相加，一直折腾了四个多小时，老师们的双手和大腿都已血肉模糊了。

凶手们手执马刀，钢棍和铁棒，逼迫老师们只留每月15块钱，其余联同手表，自行车全部”自愿“捐给红卫兵。随后，给所有批斗的老师不分男女全部推了光头或者乱七八糟的”专政头“，剪刀推子并进，完了后还给这些老师们劈头盖脑的泼上墨汁和红墨水，一时间，这些老师们被浇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晚上，斗争大会开始，王老师头戴高帽，脖子上吊着10多斤重的哑铃，还挂着一个大牌子，反剪双手被押进会场，“打倒王冷”，“火烧王冷”和“油炸王冷”等口号声震天响起。会议主席白解放和罗建立事先安排人在批斗台上垒叠上两张课桌，再给课桌上放上一条长凳子，给凳子面上支上两块砖头，最后把一条长凳反著凳子面放在支起的砖头上，然后他们拿着棍棒逼迫王冷爬上去站在反放着凳子狭窄的横梁上交代问题。

王老师1000多度的近视眼镜早已经被他们打坏了，再加上高帽，哑铃和大黑牌子，刚爬上去，白解放他们就故意踢晃最底下的桌子，王冷就重重的摔下来。他们就爆打着逼迫一次一次的再爬上去，王冷几次摔得昏死，直至头破血流，不成人形。红卫兵们一时冷场，不知批斗会如何进行下去。

正在这时，学校的青年女教师邵桂芝用哭腔高喊一声：王冷她能站上去！她是在假装，在万恶的旧社会，我才八岁的小弟弟给资本家扛活，不小心打了一个碗，资本家的桌子垒的比这还高，逼迫我弟弟一站就是大半天。

“王冷打死了还不如一头猪！”，“自来红万岁！”，在邵桂芝现场“诉苦控诉”的推波助澜下，几个凶手轮换用铁棍狠打她的腰部和臀部，罗建新踢她的头颅，踩她的胸肋，再猛踢她的下身。白解放用砖头砸她的头颅，导致王冷头骨右部破碎，脑浆串入眼球，腰肌骨碎裂，鲜血从耳口喷射，这几个凶手仍各抓着王冷的一只脚，倒著把她拖了40多米，鲜血也洒了400多米……

而这些凶手的年龄则是从12至16岁，至今无一人认错，施虐者、受虐者和家人，说的最多的话:我记不清了!重要的是文革中的施虐者和既得利益者们，现在都有滋有味的活在你我之间。我一直很纠结:是垒加的苦难压断了我们族群的脊梁骨?还是残酷的现实磨尽了我们作为人最为基本的血性?

在我历时三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有太多的感慨与感激，这里特别要感谢老友艾未未，是他的工作室无偿地帮我做了整个片子的后期制作，若没有他无私的帮助，这部片子至今可能还是一堆杂乱的素材！而且在片子完成后，也第一时间看完片子并给与鼓励：我看了你那个片子，剪的挺好，内容也挺好的，就是说，比我想象的都要更实在一些，不糙！看上去不糙。片头开始说：“大家都不记得了”这个也挺好的，我觉得还都挺好的，好了，恭喜你！（语音整理）

借此感谢老艾、在拍摄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朋友和本片的访谈对象！

访谈地址：柏林法国大教堂（Französischer Dom）前的御林广场（Gendarmenmarkt）。

周勍（周）

廖天琪（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