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里抄家这件事，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下达过一个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统要配合红卫兵。所以，各地区的街道，该抄谁家，其实是有名单的。红卫兵并不熟悉这些街道的情况，他们都是按名单来决定抄哪家，当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名单之外的，他们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获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据说是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关系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的一个员工对她的孩子说，有这么一家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他们一帮学生就去抄家了。

西安37中文革中打死的两位老师：王伯恭合王冷。周勍提供照片。题记“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9:1在中共治下的几十年中，几乎每一天都是浸泡在血腥中的纪念日或曰敏感日。时间进入了八月，柏林的天气已经日益...

子蕴是北京人，文革时她家住在东四十条十三号大院。她在《文革岁月》中回忆说，院里加她家只有三户人家。房东三代女性，寡婆婆、寡儿媳带一个未婚的女青年，好像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时很少见她回家。房东住北房，两边两个小耳房，一边还供着灶王爷。西房住着老两口，先生是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北...

我是1965年高中才来到二附中的，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旦回忆起二附中，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尤其是1966年8月25日那个黑色的下午，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下子打死了三个人（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教语文的男老师靳正宇和一名学生的母亲樊西曼）。樊西曼之死是我亲眼所见。一个十六岁花...

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更是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仅东厂胡同一地至少就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文革的红色恐怖席卷了整个北京。24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更是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仅东厂胡同一地至少就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

北京天安门（Getty Images）1966年12月23日，中共总理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殁年47岁。关于许明之死，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她的儿子孔丹的说法。孔丹讲，1966年12月21日晚，他的母亲许明服安眠药自杀，凌晨被发现后，立即被送到北大医院抢救；...

中共国安部首次发布办理案件的程序规定，涉及办理行政执法和刑事案件，并在审查、扣押嫌疑人的规范中特别提到，国安有权要求不同组织团体，落实反间谍防范工作。国安也有权监管域外中共公民的权利，当嫌疑人从海外回到中国和港澳，可以借国安之名行使拘捕权。

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中共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魔头，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恶魔。它当政后，坚持用共产主义魔教给一代代国人洗脑，经过洗脑后的他们，也变得跟中共一样，不信天不信神不信善恶有报，人性中的恶被放大到了极致，以至于像邯郸的那三个少年杀人犯一样，什么坏事都敢干，冷血残忍骇人听闻。 中共宣传当年常说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但实际上不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而是共产党的“新社会”不但把人变成了鬼，还把许多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魔。邯郸少年杀人案就是个典型！

“红色恐怖”是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是苏维埃政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施政纲领的核心。这种基础和核心是不以外部的“白色恐怖”为转移的，按照当时的主要执政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决断，“红色恐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天经地义的。只不过，列宁在这份《红色恐怖》法令之前，并不用“红色恐怖”这个词，他用的是“革命恐怖”、“大规模恐怖”和“群众恐怖”。

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是苏共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 农业集体化后1932—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