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译《上海生死劫》）出版于一九八六年，时隔卅五年，想介绍这本书并非偶然──时下愈来愈多人开始思考普通人在极权之下究竟该如何自处。在文革叙事中曾一度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在正面直接的对抗之外，坚持属于旧世界的优雅体面、善良高贵的日常生活，是小人物抵抗极权的方式。类似上海“老克勒”（上海俗语，指四九年前受过良好教育，在洋行任职的白领，以坚持西式、洋派的品味和生活方式著称）在物质缺乏时期仍掘地三尺找食材，坚持每天做英式下午茶；在万马齐喑的文革年代，每年平安夜仍悄悄地齐聚老友家，庆祝圣诞。然而这些奇闻之所以引人入胜，正因为它过于稀罕，却也因此遮蔽了现实中的惨淡血色和一地鸡毛，模糊了焦点。

于是我想起了郑念的《上海生死劫》。郑念出身优越，年轻时留学海外，认识同样家世显赫的郑康琪结为夫妻，四九年与丈夫留在红色中国，被称为“最后的贵族”、“上海名媛”。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已经寡居的郑念与女儿梅萍独自居住在上海，她被控间谍罪，被投进看守所关柙六年半，期间遭审讯刑求，挨冻挨饿，因病危数次入院，却始终不曾向莫须有的罪名低头。释放后，她才得知一直牵挂却杳无音信的女儿早在她入狱第二年就已经死了。文革后，她被平反。她不仅挺过了道路以目的高压统治环境，也没有被至亲的枉死摧垮意志，更经过不懈努力，查找到了女儿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真相，以及真凶的名字。了却心愿，她与这片大陆再无牵挂，于八〇年移民海外，并将这段经历写下，出版成书。

《上海生死劫》的震撼不仅在于它来自郑念的真实经历，更在于字里行间体现出的郑念的傲骨，实在叫人敬佩。六年半的牢狱生涯中，她从没放弃自己对黑白是非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清白，无论是利诱、威胁或是情理，都无法让她妥协。相反的是，她的弟弟却在运动中选择了屈从，甚至出卖过姐姐，郑念对此耿耿于怀。文革后，姐弟重逢提起旧事，弟弟说这样做是因为从自身经验中悟出的处事道理，大家都这样，早晚会对暴政顺从妥协，“反抗顶什么用”。他以为吃过牢饭的郑念也一早学会，但郑念却表示无论如何都无法“像精明的中国人那般，学会了‘逆来顺受’这套本事”。

郑念的不顺从，不仅是针对狱卒政权，更是针对那种所谓符合国情的生存智慧，也许至今仍有不少“识时务者”会认为这是天真幼稚，不了解中国。但事实恰恰相反，郑念正是凭借对中国的了解和自己的智慧，才得以存活了下来。她不仅防范狱卒的监视，更倒过来监听狱卒以判断形势；她熟练运用毛泽东文选，在审讯中屡屡占上风；她细读官方报纸，竟然比墙外的自由人更早更准确地推算出文革和发生在她身上的惨剧的原因；身体羸弱时，她自发明一套体操锻炼身体；思维退步时，她依靠记诵唐诗训练大脑；因单独囚禁而意志涣散时，她就算挨打，也会故意激怒狱卒以获得和人交流的机会。她的不顺从，不是因为天真幼稚，而是扎根于信仰和价值观，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选择。

郑念并不大肆标榜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在书写之中，不难看出是上帝和信仰承托着她渡过劫难，更支撑着她绝不弯腰的脊骨。在这里我不得不重述在不同场合我都分享过，书中最令我感动的片段。郑念住院时遇到一位对待政治犯很温柔友善的女医师，后来从病友口中得知这位医师也曾是政治犯，获释之后主动回到监狱医院义务工作。两年后，郑念再次因病入院，又是这位医师为她诊断，并怀疑她患上癌症。想到自己可能蒙冤而死还不能见女儿一面，郑念几乎崩溃，那位医师轻轻安慰道：“愿上帝保佑你”。这位被无产阶级专政过的无名医师，显然是清楚这一句安慰可能让她陷入怎样的地狱，但她还是选择冒风险安慰哀恸的人。就算是绝境，人总是有选择，而选择的背后，是真实的信仰。

《上海生死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总是封面上郑念那自信、明亮而不失温柔的微笑。如此优雅的笑容，不是养尊处优便可以得来，而是遭遇酷刑却绝不投降、面对绝境依旧坚持原则、苦难四围仍然持守信念、未来无望仍不放弃希望所锤炼得来的。对郑念最常见的评价是优雅二字，在运动中一度也曾出现“和理优”的口号，如今我们更需要梳理“优雅”的定义。优雅，不只是傅雷夫妇上吊自杀前，特意在地上铺上被子，以免踢倒椅子的声音吵到楼下邻居的那种体贴；也可以是对极权“随时悠然自得地表现出满不在乎”，却坚定如芒刺般存在的郑念。

也许我们都不是郑念这样纯粹的强者，但她的故事在当下能给我们一些激励和启迪：“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