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的接近，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中国政策再次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在川普与哈里斯9月10日的电视辩论，两位候选人对中国问题的着墨不多，川普指称中国芯片都是台湾制造的言论反倒成为新闻话题。由于外交问题向来不是美国选民最在意的议题，因此要从候选人的竞选言论勾勒出未来当选后的中国政策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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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近期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邀请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博士，以及威尔逊中心季辛吉美中关系问题研究中心（Wilson Center's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主任戴利博士（Robert Daly）与谈，从两人的对谈之中，约略可以从中解析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历史脉络。
在这场对谈中，余茂春博士强调美国政府不应该对中国共产党抱持幻想、认为可以与中共合作共同管控台海情势。余博士认为川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最大的差别，在于川普政府是以事前的“阻吓”（deterrence）来防止战争的发生，拜登政府则是多半在事后再进行损害控管。戴博则认为美中进行对话以管控局势有其必要性，拜登政府寻求结合盟友的力量以对抗中国，反观川普政府则是一味单打独斗。由两人的论述，可以很清楚看出，川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对中鹰派采取的是赢得美中冷战的强硬路线，拜登政府所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采取的是管理美中冷战的路线。
这场对谈也有提及《外交事务双月刊》（Foreign Affairs）今年七八月发行的特刊What Does America Want from China: Debating Washington's Strategy-and the Endgame of Competition，其中包括四篇不同立场的文章，显示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光谱。当然这个特刊在中国也引起关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发表专文〈对华政策辩论：世代交替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与竞争终局之辩的三足鼎立〉，依据这四篇文章的立场，将美国对华政策分为“制胜派”、“管理派”和“合作派”。
“制胜派”的代表是川普政府时期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与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前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主张强化美国在美中零和竞争的主导地位。“管理派”的代表是拜登政府国安会前中国事务资深主任杜如松（Rushi Doshi），主张管理美中关系以避免冲突升级。“合作派”的代表是康乃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奥巴马政府副国务卿James Steinberg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Paul Heer，强调美中共同利益与合作解决分歧。这篇专文在结论中指出：“中美是否转危为机，不但取决于战略选择的智慧，更在于双方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对方的意图与限制。”
事实上，美国出现这样的外交政策重大分歧并不是第一次，而是有其历史脉络。长期研究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作家孟杰慕（James Mann），在其著作The Rebellion of Ronald Reagan: A Hi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提到：在1981年1月雷根总统刚就任时，共和党（事实上也是美国内部）在对苏联政策上分为两派，一派以尼克森前总统为代表，强调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主张不改变现状，降低与苏联的正面冲突，以防止美苏冷战失控，但是在此同时与中国结盟以抗衡苏联。
另一派以雷根总统为代表，主张美苏冷战的本质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歧异，因此美国不需要和共产中国结盟以对抗共产苏联，只有美国赢得冷战才能结束冷战。尼克森在雷根刚当选时，曾多方尝试让雷根政府采行他和季辛吉制定的对苏政策，为雷根所拒绝，雷根决定向共产主义宣战，誓言将共产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最终奠定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基础。
冷战结束后，中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从老布希到克林顿到小布希再到奥巴马，美国政府基本上采行的是与中国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与对外扩张，美国已无法忽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但是在如何因应此一威胁上，美国内部再次出现歧异，余茂春和戴博在美国之音的对谈即是反映这种歧异，这样的歧异与其说存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更贴切的说法是存在于“变革派”（rebel）与“建制派”（establishment）之间。
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建制派思想导师季辛吉，醉心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权力平衡政治，尤其推崇建构后拿破仑时代欧洲权力平衡体制（Concert of Europe）的奥国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事实上，梅特涅式的权力平衡体系主要存在于法奥普俄等欧陆王国之间，各个王国有着相似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这样的权力平衡体系的首要目标，对内在于维持君主体制不被推翻，对外在于避免主宰欧洲的侵略性强权的兴起。然而，这种体系存在的基本前提并不存在于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体制，更不存在于现今的美中冷战体制，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具备阶级革命的扩张侵略性，要透过权力平衡来抑制共产政权的侵略野心，无异是缘木求鱼。
笔者认为，变革派与建制派更根本的差异，在于对美国立国精神与共产主义本质的基本认识。变革派拥抱以自由与信仰为根本的立国精神，认同雷根总统的美国是“山巅上的闪耀之城”（a shining city upon a hill）的信念，认为违反人性的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威胁，主张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民。
建制派主张以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重塑美国立国精神，认为共产主义只是左派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承认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正当性，认为中共政权是可以用理性对话打交道的对手。
基于上述的历史脉络，鉴于民主党向来主张管控美中关系以避免失控，因此很难想像缺乏外交经验、主张价格管制的哈里斯如果当选，会采取对抗共产主义的变革派路线，而是比较可能继承拜登政府的管理派对中政策。至于若是川普当选，虽然外界多以商人性格看待其外交政策主张，但川普却比较可能继承雷根的变革派路线，事实上就是在其总统任内开启了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
然而，另一个比较为人忽略的层面，是川普如同雷根一般，对共产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川普在总统任内曾宣布2017年11月7日为“共产主义受害者全国纪念日”（National Day for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也曾在2018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指出共产主义给人类所带来的祸害，在此略加引述：
“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所到之处，实际上都带来了苦难、贪污与腐败。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与压迫。世界各国都应该起而抵抗社会主义，以及它所带给每个人的惨痛。”（"Virtually everywhere socialism or communism has been tried, it has produced suffering, corruption, and decay. Socialism's thirst for power leads to expansion, incursion, and oppression.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resist socialism and the misery that it brings to everyone."）
美国两党的中国政策主张或许不会是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却有着重大影响。对中国而言，了解美国两党对中政策的意图与限制，并依照中方的期望重塑美国政府的对中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对台湾而言，虽然影响美国对中政策制定有其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充分理解美国对中政策背后的基本假设，也就是美国两党如何看待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与共产主义的侵略本质，同时以此为基调与美国各界进行对话，藉以凸显台湾作为新兴民主国家与反共堡垒的存在意义。
作者是台湾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