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到1974年5月29日,总共16次。然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到了三个多月后——9月4日,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为何失宠于毛泽东?
王洪文读不进马列毛的书
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北京是1972年9月7日。那是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亲密战友”林彪,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接班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另一个便是王洪文。
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当时,在大会上需要工人、农民、解放军、妇女代表发言,分别选中了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四人。从此,王洪文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不过,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据秘书廖祖康回忆,当时只说进京学习,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以为是短期出差。到了北京,被接到钓鱼台,住在九号楼二楼。当时,一上二楼,便是姚文元住的一套房间。里面则是张春桥住。王洪文初来,住在同一层的副楼里。
刚到北京,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一是要他看书,看一大堆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他看不进去,坐不住;二是没有小兄弟你来我往,寂寞得很;三是生活习惯颠倒,要适应毛泽东的习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晚上开会、工作,早上八九点钟睡觉,如同棉纺厂里上夜班似的。
当时,要王洪文去列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坐在那里听,如同大学里的旁听生一般。
这期间,毛泽东找王洪文谈了几次,问他一些问题,让他答复。
最初,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学习”回上海去。后来,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理所当然安心了。
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并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吴德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而王洪文、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则是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
这年8月20日,由104人组成的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京成立。毛泽东提出惊人的建议:王洪文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王洪文已经被放在非常显赫的位置上。
果然,在中共“十大”,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
此后,每当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他的一侧坐着病情日重的周恩来,另一侧则坐“少壮派”王洪文。毛泽东也老态龙钟了。明眼人一看,中国的未来当属王洪文。
毛泽东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到1974年5月29日,总共16次。然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到了三个多月后——9月4日,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于是,便发生了“长沙告状事件”。毛泽东1974年10月13日凌晨坐火车抵达长沙,当天,他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廖祖康坐在外面,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双眉紧皱。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你不要搞‘四人帮’。”
翌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要他写书面检讨。王洪文不得不写了检查:“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寿辰。廖祖康记得,那天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廖祖康与王洪文同去。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定下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名单。周恩来在毛泽东卧室里谈至深夜。
十二天后,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委员长。张春桥也只是当上国务院副总理,而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江青的组阁阴谋失败了……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