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

我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现在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

“泡病号”的日子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

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很快他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笑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他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难道人们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

“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功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红，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红，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