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逸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自己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很结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老大爷闲不住；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呆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编剧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编剧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编剧敢不敢冒这个危险，编剧甘愿冒险呈书。编剧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编剧说，万一编剧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不平凡的一年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其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也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

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日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带着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他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