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3月下旬到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4月5日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4月7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悲哀一个接一个，7月6日，朱德去世。不到一个月，7月28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橱柜都不缺。张玉凤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在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一些房屋倒塌。

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蓬。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9月9日，毛泽东去世。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洪文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记者为江青写的《红都女皇》，悄悄地大家在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

一个奇怪的电话

10月7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我说：“是的，你是哪位？”“这里是39局。中组部×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

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4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秘兮兮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

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

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们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

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了！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部队的同志对我说，部队先传达了，但是还要保密。我曾在二野当过前线记者，还算半个部队的人，所以没对我保密。他们一再叮嘱我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我回家以后，尽管高兴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别人分享这种天大的快乐。但是，我必须守纪律，闭口不言。串门的朋友照样来，可我什么也没说。有一位文艺界的朋友来了。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原来他就要去工厂蹲点了，否则又可能挨批斗。可是他身体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语气对他说：“你可以不去了。”他当然听不出我的意思，我于心不忍，顾不上纪律了，留他晚点走。等别人走了以后，我马上告诉他“四人帮”全部被抓起来了！他一下愣住了：“真的？”“真的，部队已经传达了。”他“啊”地叫了一声，眼泪唰唰唰往下流。

地方单位是什么时候传达的记不清了。反正接下来的几天，人们串门更加频繁了，你来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长期闷在心里的怨气，不知要怎样发泄才好。这时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个人买螃蟹，要一个母的三个公的。所以有的人见面就问：你买螃蟹了吗？人们好像还在梦中，这样天大的喜讯怎么忽然之间来到了！

在这期间，李普回来了一次，我才知道7号那天，他奉命进驻新华通讯社总社，进驻总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个五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至于广播电台，在6号晚上抓“四人帮”的同时，由耿飙带队进驻了。

人们由又哭又笑逐渐转入对细节的打听。怎么抓“四人帮”的，这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事，而且有很多“版本”。有人说：抓江青的时候，江青怎么又哭又闹，服务员怎么啐她；又有人说，抓王洪文的时候，王洪文还动手打起来了。有一位年轻朋友，一天跑来好几趟，一会儿是“最新消息”，一会儿是“权威人士透露”。这种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异，哪怕十分离奇，哪怕不止一次听过，说的人还是津津乐道，听的人也听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谈论一次，就多解一点恨。接着，大家就感叹起来，一下子就把这帮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庆，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们这些人做梦也想不到。

我这里写的是历史转变关头中极小极小的一个侧面，沧海一粟。但从这一粟，也可以窥见“四人帮”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

以上这篇短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写的。事隔二十多年，重温旧事，我又想到，我们那时也许高兴得太早了，要使全国人民真正高兴起来，恐怕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2004年2月21日改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