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读到一篇分析俄乌战争的文章，作者用“文学理论”讨论这场血腥的残暴。这令我想起一个社会学的著名概念“自我实现的预言”，兴许这对理解当前局势更有帮助。当然，我并不想重构这场战争的叙述，只想通过分析一些典型的观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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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的预言
社会科学中很少有“公理”，即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道理，因为社会科学的存在就是要通过提出各种假设或理论予以证实或证伪。但也有个例外，1928年美国一对姓托马斯的夫妇提出一个“公理”，后人命名为“托马斯公理”（Thomas Theorem）：What is perceived as real, is real in consequence，翻译为中文即是“凡被认定为实在的，必有实在之后果。”
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莫顿（1910-2003）从托马斯公理推导出著名的概念“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迅速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所接受，甚至进入日常口语。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可以译作”自我实现的预言”，但如果对应“预言”更恰当的译法或许是“自我应验的预言”。莫顿的定义是：a belief or expectation, correct or incorrect, could bring about a desired or expected outcome。大致可以译作：“一个信念或预期，无论正确与否，能够导致所欲求或所预期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虽然不能直接观察人的内心活动，但可以预设人的言行是受其信念或期望支配。简言之，知觉导致行动，行动产生后果。知觉或认知是实实在在，因为认知会导致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行动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后果。同理，对同一件事，如果有不同的认知，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因而产生不同的后果。比如，俄乌之战，如果视作侵略，会抗议侵略者，共情被侵略者特别是无辜的平民；如果视作俄方正当防卫，会支持进军基辅，会认为平民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
莫顿虚拟一家银行破产为例。这家银行原本运行正常，某天有人散布谣言说银行即将清算，于是储户纷纷挤兑，银行果然破产。谣言固然与实情不符，是不正确的，但储户相信（belief）造谣者所说，对破产的预期（expectation）促使他们赶紧从银行取现以自保，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只好破产，而银行的破产又成为证据，“证明”预言是真的。只是储户们不自知，正是他们自己的挤兑使得这个预言得以“自我实现”或“自我应验”。我们时常听央行或金融监管者急着“管理预期”，正是防备“市场将要破产”的预言自我应验。
莫顿还用“自我实现的预言”分析过美国白人工会排斥黑人的实例，成为今天所有分析“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先例与经典。工会领导认为黑人肯定不遵守工会的规则，不懂得集体斗争的艺术。而实际上，黑人工人甚至没有工作机会，遑论在工会组织中学习和掌握斗争艺术。今天这类分析已经广泛应用在黑人群体的整个境况，应用在女性、同性恋等弱势群体，或任何被“标签化”的社会群体。
在教育学，自我实现的预言发展出“皮格马林效应”（Pygmalion effect）。实验者在一个班级随机抽出若干学生，告诉老师他们“具有优秀学业”的潜能。果然这些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超过平均数，智商测试也高出班级好几分。但其真实的原因是老师在“预言”的影响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辅导、更多的鼓励，如同教练给一些少年运动员更多的指导、让其有更多的机会出场、更多与优秀同伴合作，而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少年的生日是1-3月，发育比同“年龄”更早。
Pygmalion(奥古斯特·罗丹)
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并非莫顿一人。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94）独立发现“预言对被预言之事”的影响，他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就像俄狄浦斯的父亲相信其儿子“弑父娶母”的预言而抛弃俄狄浦斯，而俄狄浦斯也相信这个预言而离开他的养父母，最后杀了自己的生父娶了自己的生母。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波普尔认为苏联发起的运动实质上是自我实现的预言。针对革命的成功“证实”了革命的理论和预言的正确，波普尔提出“证伪”（falsification），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仅不能“宏大叙事”，因为“理论体系”必然自洽，如同耶稣或涅槃无法验证，而且研究者提出的可验证假说必须能够证伪，以防自说自话。证伪如今已是科学界的基本共识。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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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国际关系方面，最有名的应用是近来火爆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希腊历史家修昔底德在其《巴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名言：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the war inevitable，大致可译作：“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崛起在斯巴达注入的恐惧，使这场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被斯巴达人“知觉到的威胁”（perceived threat）和由此引发的恐惧，而不是单纯的雅典崛起本身，促使斯巴达采取防卫行动，最终导致双方的战争。
知名学者郑永年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乌克兰战争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基本逻辑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北约的威胁及其给普京造成的不安全感，导致强人为消除不安全感的反应：“普京为了寻求安全感，极地反击，把目光扩大到整个乌克兰，在未来诞生一个‘小苏联’不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郑引用曾经策划冷战的乔治·凯南在1998年对北约“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批评及其对这场战争的预言：“俄罗斯当然会做出不好的反应，然后主张北约扩张的人会说：‘我们一直对你们说，俄罗斯人就是这样’，但这真的不对”。凯南的话是最经典地表述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北约的东扩给普京带来对不安全的恐惧；为了消除这一不安全感，普京一定会极地反击；而反击本身恰好验证了“普京是坏蛋”的预言。
郑由此论证这场战争的“必然性”，并且以整个俄罗斯民族为背书：“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北约东扩在战略上步步紧逼有着必然关系。美国西方把此归结为普京本人的不安全，但这是对普京和俄罗斯民族的不理解甚至妖魔化。北约制造的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这里有意思的是，郑将“不安全感”（恐惧）换成“不安全”，心理现象转换为现实。同时，“妖魔化”又意味着击败对手的预言要想自我实现，必先将对手在意识上至于死地，方能“名正言顺”的行动。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怎样体现在当前的战事，同时也想说明，既然是“公理”，适用于任何场合的任何一方，而非仅限于西方。而且，这种预言也不仅仅适用于消极的比如战争，同样也适应于积极的比如“复兴俄罗斯帝国”的伟大梦想。因此，当我们遇到此类“忽悠”套话时，要格外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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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与大国
郑文关于乌克兰的讨论，代表了关于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即现实主义的大国强权政治。郑说，“乌克兰本身扮演了了一个角色，甚至是关键角色”。他认为，乌克兰遭受入侵，原因有三：一是“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着依靠美国和北约的力量求得自己的安全”，结果“引狼入室，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安全感了，小国乌克兰必然成为自己行为的牺牲品。”因为，“近代以来，基于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在理论上是要保护小国的。但是，这仅仅是理想，并没有出现在实践之中”。二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化。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掀起了一波‘民族建构’的浪潮。史学家安德逊的《想象的共同体》名噪一时，很多知识分子幻想着用一些世俗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和‘人权’来构建‘新民族’......但现实是残酷的，这种道德勇气很难转化成现实”。三是，“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对小国来说，外交是生死问题，不是儿戏”。
安德逊及其《想象的共同体》
郑文发表在俄罗斯入侵后的第二天，彼时许多人都预测以俄军的实力会闪电般占领基辅，政权更迭，割地赔偿，成为“小苏联”的一部分。战争打到今天，已经超过15天，俄国没有“速胜”，乌国还在“持久”。尚未看到郑最近的评论，但我看俄乌战争的报道，时时想起我们的抗日战争。
国家之大小，并非在于疆土和人口。日本弹丸之地，没有乌克兰大，人口那时也多不了许多，而中国疆土与欧洲相差无几，人口数十倍于日人，但我们打不过日本，因为日本已经跻身“列强”（Great Powers）之一，而我们还是“东亚病夫”，因此那时的日本“大”，也自称“大日本帝国”，而中国贫弱，是力量上的“小”国。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也没有“曲线救国”，更没有像法国那样投降，而是以千万计军民的流血牺牲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要归功于被郑不屑一顾的现代“民族国家”和“新民族”构建。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在南京城外的长江与清军开战，百姓在江边观战，为英军的炮弹击中清舰而叫好。当八国联军攻打帝都时，竟有百姓带路从护城河入城；火烧圆明园时据说是百姓递的火把。原因何在？因为自古江山是皇室私家的，无论是赵家的还是爱新觉罗家的，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百姓没有理由将国事当做家事。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与19世纪末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步觉醒的。现代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现代的创造，公认是梁启超在1901年首次提出，以适应民族主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原则。中国古已有之，而中华民族则是“新民族”。日本的入侵强化了这一民族意识，无数中国人为捍卫自己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流血牺牲。当我看到泽连斯基在英国国会演讲时引用丘吉尔的话赢得共情时，我想象，倘若演讲是在中国，他必定会引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必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而这正是乌克兰国民当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实践。
“想象的共同体”的英文是Imagined Community，imagined不同于形容词imaginary，说民族国家是Imagined，是指这个共同体是人的创造物，不是imaginary即“幻想的”。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从无到有，到遍布世界，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凡被认作实在的，必在后果上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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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则有
郑承认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是“民族主权国家”，但他认为这个体系只是在“理论上”保护小国，“仅仅是理想，并没有出现在实践之中”，而他与许多人一样只认可大国强权政治。“主权”的英文是sovereignty，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之内的最高权威，在国际关系中则指免于其它国家的侵犯的政治独立。
现代主权概念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协议。这场战争的起源则是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1483-1546）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启宗教改革运动。汉语通常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仿佛是两种宗教。其实，只有一个基督教，路德改革后出现的教派又译作“新教”，英文是Protestants，意思是“抗议者”。路德们所抗议的是旧的天主教教会权威，鼓吹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实质是不受教会侵犯的信仰自由，即我的信仰我做主。这场抗议与反抗议的斗争最终导致30年战争，结果是确立国家主权，在一国之内自行决定信仰天主教还是新教，其它国家不得干预。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英国因新教与天主教的内战没有参与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但就在威斯特伐利亚协议签署后不久的1651年，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发表《利维坦》，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家主权的根源，即自然状态下独立、自由的个体为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自愿缔结“社会契约”，让渡部分权利结成政治共同体以捍卫其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追求愉悦的权利，这个“利维坦”因此享有至高的权威即主权。约翰·洛克（1632-1704）在1689-90年发表《政府两论》，完善了霍布斯的主权国家理论，更提出政治分权以捍卫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列维坦》首版封面
约翰·洛克《政府两论》
1776年，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国家的财富不在其领土及其所藏资源，而是社会分工，国家的职责是保护其成员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自由追逐私人利益（self-interest），从而促进分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创造财富，同时国家应该防御外国觊觎其财富而入侵。
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
这四位思想家分别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奠定了现代“权利文化”的基石，其核心是“自决”（self-determination），即“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人或每个共同体均有权利选择自认为最合乎自身利益的。这个自我选择的权利，在个人即是“自由”，在国家就是“主权”，是同一个原则的不同表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特别是二战之后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才能理解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以争取“民族自决”为宗旨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理解为什么联合国的成员国越来越多，而不是帝国时期那样越来越少。
因此，我并不同意西方指责普京违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为普京只是相信另一套帝国规则而已，但他不相信基于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的现代规则。在权利和主权文化下，乌克兰自然享受加入或不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主权权利，而俄罗斯的行为当然符合联合国《关于侵略的定义的决议》对“侵略”的定义：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莫顿在发展托马斯公理时，将“认知”改为“信念或预期”，从而将“理性”的认知延伸到更深层次的信念以及由此得出的预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君权神授时期，我们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天，相信上帝，相信佛，相信神授的皇权。权利和主权文化兴起之后，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相信自由，相信民族自决。在科学家如莫顿看来，信仰本无对错，但因不同信念而形成的预期不同，因此而导致的后果也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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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愿违
莫顿最初界定“自我实现的预言”时，后果与预期是一致的，即“所欲求或所预期的结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心想事成”。但世间事十之八九不如意，否则佛陀就不会说最大的心魔是无止境的欲望。莫顿后来又提出一个概念Unintended Consequence修正其“自我实现的预言”。Intend的意思是“意图”，名词是Intention。Unintended，顾名思义，就是未曾意图的。每个人都是有意识的行动者，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都会评估利害得失，都会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制订计划，这个目标就是所欲求或所预期的结果。但梦想往往难以成真，常常事与愿违，因为我们并非孤身一人，而是身处社会之与他人互动，我之所愿未必他人之所愿，众人的意愿和行动纠缠一处，有时即使得到所欲求或所预期的结果，仍然会有其它后果我们行动前未曾预料到，比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工具性取向或价值观取向的冲突，这时未曾意图的不利后果或许会远远超过意图的利益，甚至酿成自我毁灭的灾难。
普京说其意图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也就是解除乌的武装力量，更迭现政权，这背后的长期目标或许是俄罗斯帝国的伟大复兴，如同他的国师杜金所意图所规划的，通过军事行动达成其战略目标。从目前的战况看，普京不仅没有取得意图的结果，其未曾意图的后果最终可能会给整个俄罗斯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实际上，从泽连斯基拒绝欧美提出的流亡建议而选择与乌克兰共存亡那一刻起，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然决定：俄必败，乌必胜。
过去的帝国自上而下组织，是某个家族的私产，只要打败这个家族及其追随者，江山就易姓，家族被革命，百姓在新的统治者治下或好或坏地生活。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则自下而上地组织，只要这个共同体没有被彻底抹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组织抵抗。抵抗的意志越坚强，越无法征服，即使对手极其强大，比如日寇侵华，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比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现代民族国家是无法征服的，即使军事征服也难以维持，遑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吸纳，除非内部改革或革命。
我在UCLA读书时的导师之一迈克尔·曼提出“IEPM模型”，作为分析社会权力的理论框架。其中，I代表ideology，指传统的宗教和今天的各种主义，满足人们追求真善美的需求；E代表Economy，指人们的经济活动；P代表Politics，指各类政治共同体，包括部落、帝国和民族国家；M代表Military，指军事力量。所谓“社会权力”（Social Power）是说上述各类权力各有自身的逻辑，虽然它们都具有“使别人做即使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
如果把这个模型用来分析当前的战争，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盘“大棋”。军事权力也就是武力，最具有直观上命令他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俄乌军事力量悬殊，所以普京以及许多人都预测俄国会迅速得胜。但即使俄军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攻占一个又一个城市，甚至攻占基辅，也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原因是军事权力并非唯一的权力来源，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深深嵌在由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和全球化经济的网络之中。
社会学有三大祖师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涂尔干（1858-1917）曾提出一对著名的概念，用来描述前现代和现代的区别：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机械团结（Mechanic Solidarity），每个村庄都是基于“土与血”的初始共同体，每个村庄都自食其力，村庄与村庄之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相互联系是大家都是向朝廷缴纳赋税的臣民，因此其联结（即团结）是机械的。马克思对此有个生动的比喻：装在一只麻袋里的土豆。麻袋在，土豆貌似一团；麻袋不在，土豆滚得遍地都是。
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则不同，其基础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和社会分工。越是分工，越是专业化，意味着你不再可能自力更生，而必须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才能生存和发展。我们生而“独立”即英文中的Independent，但社会分工意味着我们必须“依赖”他人即dependent，而由于人人皆依赖他人，我们彼此之间便相互依赖”即Interdependent。这种基于相互依赖而形成的“团结”或联结是有机的，也就是“内生的”，因为它不是靠外力强行装进一只麻袋里。
帝国的逻辑是机械团结，以军事征服获取资源，犹如满清“跑马圈地”，沙俄也是因此得以成为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有机团结，以市场经济促进全球一体化。经济权力的逻辑是多赢，大家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生产率的竞争优势，水大鱼大；军事权力的逻辑是零和博弈，普京胜则泽连斯基、北约、米帝输。国际政治虽有联合国，但主权国家是其基础，武力分散在各民族国家的疆域之内，一旦越过边界便是入侵和战火，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不在此列。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权力一样，具有跨越国界的能力，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现代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
我之所以说俄罗斯必败，哪怕是俄军占领基辅，是因为俄罗斯迄今为止也是嵌在这四种权力编织的网络之中。联合国大会以141票对5票反对、35票弃权的优势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决议，为乌克兰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欧美国家的军事和人道援助，特别是2万多志愿军的直接参战，为乌克兰的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经实现了俄央行的全球性挤兑和卢布币值的几乎归零。战争的结局是不是像英国首相预言的那样：俄罗斯退还先前占领的克里米亚、战争赔款，甚至废黜俄国300年以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还需要拭目以待。但战后乌克兰纳入欧盟，甚至按照其意愿加入北约，在“新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重建和繁荣，已是可以确定的结果。这样的后果，哪些是意图的，哪些又是未曾意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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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预言
德国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以其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著名，分别探讨真、善、美。我读大学时曾试着阅读，开卷几次都赶紧合上，实在太难，只记得他说人一生只有两样东西值得仰望：头顶上的璀璨星空和心里面的道德律令。但康德还写过一篇《论永久和平》（On Perpetual Peace），预言世界将走向永久和平，平实易懂。
康德及其《论永久和平》
康德同意霍布斯的论断，只有主权能够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国际社会遵循丛林法则，难以成就唯一的至高主权，唯一的途径是分步骤竖立“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先建立一个洛克所说的“代议制共和国”，在这个共同体中公民得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在面对是否选择战争时，平民百姓出身的公民会考虑“自己得打仗，得从自己的财富里支付战争费用，得悲惨不堪地收拾战争留下的荒芜，还得负担为新的战争做准备的还不清的国债”。百姓都不愿意打仗，但只有代议制共和国里的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专制权力下的臣民只得俯首听命。
第二大支柱是“自由国家的联盟”。代议制共和国的公民自愿放弃了“野蛮的自由”，让渡部分权利建立“法治”（rule of law），从而走向受法律制约的“理性的自由”。同理，国与国之间需要建立这样一些自由国家组成的“和平联盟”（foedus pacificum），而非仅仅签订“和平协议”（pactum pacis），因为后者只是结束异常战争，而只有前者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从而结束所有战争。
毕加索《花束》
第三大支柱是“普遍友好”（universal hospitality）。Hospitality的意思是“待客之道”，即孔子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那种友好，且这“朋”也是孔子原意上的“客”，而非仅仅是熟人。在英语世界，餐饮业和酒店业有个通称“hospitality industry”就是指这种不分生熟的待客之道，即阿庆嫂所谓“来的都是客”。但康德走得更远，他说“世界公民”走到哪里，不仅要感觉“宾至如归”，而且就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家。这固然很难做到，即使在和平联盟之间。康德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现代旅游业，他建议，不妨从推广“商业精神”开始，因为商业精神与战争精神直接对立，水火不相容；而且，金钱是国家所有资源中最可靠的。
《论永久和平》发表于1795年，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战火还在燃烧。200年过去了，在一场战火之中，康德的预言似乎正在我们面前进一步自我实现：自由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平民大众，在互联网的帮助之下，迅速结成反侵略战争的“和平联盟”。民选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主要是选民如康德所言从自身利益考量也不会乐于战争，遑论普京以颠覆民选领导为目的战争，把他自己的政治意愿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公民愿意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以捍卫长期的和平，更有众多志愿者拿起枪上战场，而他们并不是服从命令的现役军人。特别是被这场战争团结在一起的平民百姓，不是所谓“乌合之众”，而是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可以不是丛林，人们可以和平地相处，和平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就此而言，北约迄今没有直接下场作战，或许正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因为如果这场战争以乌克兰胜利而告终，那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历史上帝国时代的弱肉强食并不少见，即使代议制共和国出现之后直到现在，和平联盟也需要大块头出头直接硬怼。而这次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对抗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大块头北约领着希望和平的世界公民当啦啦队助威，苟胜利，则今后不仅大块头惹不起，就是小个子也可以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场战争将彻底改变战争的范式（paradigm），彻底改变战争的意义。
康德的和平是个正在自我实现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