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被下放到东风农场之后，乐趣就更多一些了。
东风农场离武汉不远，位于大冶，就在梁子湖边，靠近碧石渡，山清水秀。离开了华师本部，就没有什么批斗了，我们和其他革命教职工一起，被扔在农场里，以自我改造为主。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鞭策”。
比如说，我在劳动中经常会忘记一切，与职工打成一片，大家有说有笑，享受劳动的快乐。这时候，就有工宣队的师傅“提醒”我一下：“章开沅，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我在周末有时会和工人一起，走上二三十里地，到铁山镇去逛一逛。待我回到农场，也有工宣队的师傅敲打一下：“章开沅，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我很识趣，不回嘴，最多说一句：“啊，我知道我的身份。”但仔细一想，我究竟是什么身份，自己也糊涂。
陶军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少有的一位被补划右派的，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很大，这时也被下放到东风农场，并带了夫人，以便相互照顾。休息日里，几个来自中原大学的老战友有时会到他家里，弄点鱼，弄点酒，聚一聚。连这种休闲聚会也被“敲打”过。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把酒临风，广播响了：“你们不老老实实改造，每到周末还弄些不三不四的人，裹在一起吃喝玩乐！”我们听了，付之一笑，继续吃喝。
总体而言，在东风农场时的心情是愉快的。“革命群众”与“专政对象”之间，基本上是“敌我不分”的，大家一起在田间挥洒汗水，一起分享劳动的辛苦与欢乐。东风农场种双季稻，我把种水稻的全过程都经历了一遍，可说是为草埠湖下放补课。虽然“双抢”的时候很辛苦，起早贪黑，有时还要打夜工，产量也不是很高，但毕竟没有遇到天灾，享受到了收获的快乐，感觉很值得。
梁子湖的鱼非常好，大名鼎鼎的“武昌鱼”，就以梁子湖的最正宗。听说此处所产的武昌鱼，比别处所产的多一根肋骨，很有特色。由于鱼多，因此很便宜。最好的是桂鱼，只要四毛钱一斤。一般的鱼，就只有一两毛钱一斤了。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品味一下，哪怕遭到“敲打”，也不去管它。要是有机会回武汉（比如说过过年的时候），大家还要尽可能多买一些鱼，肩挑手提地带回来，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
除了过年，我还获得过一次额外的回武汉的机会。那一回，我被指派与本系的吴量恺、崔曙庭两位回校本部，撰写一篇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接到任务之后，少不了尽可能多带些鱼。回来之后，我把最大的一条青鱼（九斤多重）送给了托养小女儿的那户人家。我心里多少有些期盼，希望他们家在收了我的“大礼”之后，会待孩子好一点。
写批判文章，由吴量恺负总责，但是他对此也并不热心。崔曙庭呢，是一个活神仙，一贯不紧不慢，也不急着要写出什么大批判文章，老是悠然自得，品茶抽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至于我，更加积极不起来，因为所谓“让步政策”，主要是重于古代史，而我的专长在近代。这样一来，写批判文章，就成了我的一次变相休假。我一有机会就溜出去，跑到寄养小女儿的家里，陪孩子玩。有一次有飞机表演，我更是义无返顾地开了小差，带着小女儿看热闹去了。让她骑我肩膀上，她乐极了。看完表演之后，我还带孩子到一家名为“生香”的馆子开荤。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批判文章还是没有写成。后来量恺怎么向上交代的，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大家又都忙于批林批孔去了。
下放期间，令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小老虎班”。
那时的劳动组织是军事化的，按连队编排。政治和历史都是小系，被组成一个连，叫做“政史连”。政史连是第一连。我被分在第一排，并被安排担任一个班的班长。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年轻工人。这个农场本来是个劳教农场，他们多数都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里接受过劳动教育。劳教农场改为国营农场之后，他们留下来，当了工人。我一个“牛鬼蛇神”被任命来当这么一个班的班长，应属“门当户对”，加上我曾经是全国青联常委，领导上以为我一定会做工作，因为这个班的调皮捣蛋全场闻名，特别是有几个刺儿头很难缠。
接受任务之后，我立即去和他们见面。他们分住在相近几间宿舍里，每间住着五六个人。其中一间宿舍的编号是“111”，人们习惯念成“幺幺幺”，那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围在111寝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饭碗，一碗一碗地在那里喝。
我简单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其中一个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来了一个老班长。”
我说：“我们以后就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在劳动方面赶不上你们，请你们多指教。”
有人说：“不要客气。”
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面前。
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虽然我喝酒不行，但还是接过酒碗，学习川江木船上的水手，仰头一口喝完。掌声响起，大家齐说“痛快”，实际上已经接纳了我。在那之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休息时一起到铁山镇玩，毫无界限。我从来不和他们谈政治，也不谈道德、伦理，更不去谈彼此过去的事情，只就劳动谈劳动，江湖义气。我种水田没有什么经验，在劳动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由于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很快发挥出来了。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大多未曾结婚，身强体壮，无牵无挂，农忙需要出力的时候，他们样样都好胜抢先。因此，我们这个班很快就受到表扬。先是通过广播全农场表扬，称之为“青年班”。后来开会表扬的时候，则称之为“小老虎班”，夸奖他们干起活来像小老虎一样。受到表扬之后，青年们干劲更足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在军宣队率领下，华师全体教职员工都到农场拉练，集中进行斗批改。有一位李副指挥长，非常左，惯于无限上纲。他喜欢做大报告，嗓门很大，说话很冲，他一开口，就令人生厌。批斗中，他硬说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有特务嫌疑，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须刀割腕自杀了，据说他还是章太炎的弟子。另外一位老师，国民党时代参加过三青团，还当过分队长，当然是有“历史问题”了，不过早已“交代清楚”，成为革命干部了。在大会上，李某翻旧账，点名臭骂一顿。这位老师自己倒挺住了，但他爱人却被吓疯了。
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轻人血气方刚，就以老虎班的名义贴了一张大字报，提了若干建议，也夹杂一点牢骚。没想到，李某对此也不能容忍，又开大会，点名批判。其中最伤人的一句就是：“幺幺幺(111)，洞洞皆妖！”本来指望着可以得到领导表扬的，结果却被扣了这么一顶大帽子，“青年班”成员心一下子就寒了。
在那之后，他们就松懈了，有些甚至故态复萌。拜李某所赐，有的“小老虎”真的变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论，军宣队的有些人还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据说侧面观察，最高领导指挥长与分管大冶农场的萧副指挥长，对知识分子都比较理解与尊重，但像李某那样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间军宣队长期驻扎高校，还给高校留下了很多坏风气。最为明显的，就是等级观念。以前学校里几乎没有以职务相称的，一般都是以老师相称，或者叫某某同志。但在部队里，逐级都要称官衔。他们把这一套带到学校，时日久了，给学校无形造成消极影响。文革以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里，也“某校长”、“某处长”乃至“某科长”地叫开了。到了后来，你要不这么叫，有些“长”还会生气。
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