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媒体上频频出现“远洋捕捞”这个词。

“远洋捕捞”，指的是司法机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主、查封外地企业财产的行为。

这一现象，被法律界称为“远洋捕捞”式办案。

“远洋捕捞”与“以刑化债”，被并称为抢劫民营企业财产之“双恶”！

本以为无论是“以刑化债”，还是“远洋捕捞”，都仅仅是特殊情况下的个例。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个例，而是现象。

近日，一份发布时间为2024年4月15日的《广东省情内参》被曝光于公众的视野。

《内参》称，广东省“互联网业态公司遭受异地逐利性执法，生存难以为继”。近年来，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区。仅广州一地2023年以来就有朴朴、壹健康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多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明显带有逐利动机。

广东省的内参表示，河南出动1600多警力搞跨省办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市，对壹健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远洋捕捞”。本来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可河南的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账户64个，冻结资金7.58亿元。按照壹健康的说法，已有数百名员工接受警方讯问，有数十人被刑拘，数十个账户被限额冻结，数十个账户完全冻结，涉及资金达数亿元，“上市泡汤、企业濒临破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这是一种打着司法的幌子，行抢劫之实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一起两起，十起二十起，广东或许看在兄弟省份的面子上，咬咬牙忍了。

但上万起事件陆续发生，换了任何省份恐怕都会“婶可忍叔不可忍”了。

毕竟，这样的行为，从小了说严重影响广东的税收和就业，影响了广东企业发展的安全感，往大了说，严重影响了广东省和全国的和谐与稳定。

当恶意肆无忌惮的时候，就不要指望无辜者保持沉默。

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省份来说，同样是如此。

于是，广东方面开始进行反击，出台相应措施，以尽可能保护本地企业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广东省出台的措施，对那些大搞“远洋捕捞”的部门来说，有着一剑封喉的作用。

措施规定，省公安厅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联动机制，规定异地执法如需冻结广东省民企账户，须经省公安厅核准，不能仅凭外省公安机关的一纸公函就轻易跨省冻结民企账户。

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广东省的这一措施出台后，那些将广东民企当“唐僧肉”，流着口水纷纷跑来广东以“涉嫌犯罪”为由，行“远洋捕捞”之实的有关部门，不敢再放肆了。

在此之前，杭州一家派出所给辖区企业广为张贴“反非法入企办案”布告：

再加上前段时间浙江新湖集团被湖北一县级法院判去百亿元资产，官媒正式反击“远洋捕捞”，浙省的努力，可谓不屈不挠。

更早些的2020年4月份，义乌给异地执法的全国同行写了《办案提醒函》，除普及外贸常识外，还警告如果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将不予支持，并报上级部门：

10月14日，一场关于趋利性执法的防范与治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法律学术、实务界的专家，旨在探讨趋利性执法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危害以及治理建议。

会议探讨的趋利性执法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于对个人或部门利益的追求，采取的违背法律原则和公正原则的执法行为。

这种行为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异地抓捕企业或个人以牟取利益，甚至冻结、划转其财产；一些地方和部门则通过下达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导致执法人员为完成指标而过度执法；

此外，还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随意罚款、查封，甚至威胁企业生存等。

与会法学专家建议，异地执法办案，不是一概不可以，但需要设置提级管辖和共同上级审批制度，并规范对民企高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的权限。同时，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建立主官追责制度，遏制异地趋利性执法乱象。

趋利性执法并非新问题，但在当前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9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强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并提出要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督行为。

10月8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提到，要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坚决禁止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

此外，《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中也有关于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督行为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