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窃政七十五年，是中国人受洗脑的七十五年。每个中国人在经历过这个个人没有选择又无从回避的强制性洗脑过程之后，很多中国人于不知不觉间被塑造成为庸俗的、愚昧的、盲动的、反美、反西方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只要十分一的人是庸俗、愚昧和盲动，这本身就足以对国际社会构成莫大的威胁。

当下正是中共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与其浪费心力在这等无聊事情上，不如腾出时间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正直的人自有时间背书，歪门邪道迟早会自我暴露，反共的不见得都是正人君子，意见相左也大可不必当作敌人，能合作则视为战友，不能共事则当作路人。至于那些内心邪恶的，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应该像鲁迅先生说的：连眼珠子都不要转过去。

在六七暴动后期，周恩来逮着一个机会问时任领导人毛泽东是否有意收回香港，毛说没有，周恩来便借此叫停香港暴动，故此六七暴动当年是突然停止，而不是慢慢终结的。而由此事亦可侧面反映，六七暴动受中共政策影响。

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勘界条约被割去的领土达133.7万方哩。……这些条约当然都是不平等条约，性质与割让香港的1842年南京条约等相同。中国和苏联交涉的一贯态度是，要求苏联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并不要求废除条约，收回失地的主权。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冻结现行疆界，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商谈解决。但苏联认为旧条约不能修改，当时订约平等也罢，不平等也罢，你既已割让给我，就永远不能收回了。” 既然香港是割让给英国，就不应该收回了。

中共把地下组织公开化，要达到什么目的？文章提出三个目的：加强情报工作（所谓“从实战”角度尽快熟悉台湾目前的制度和法律）；加强统战工作（即所谓“凝聚岛内反台独力量”）；以及加强策反工作（所谓“平滑政权转换冲击”）。事实上，情报、统战、策反这三方面的工作，目前处于地下状态的台湾工委一直都在做，现在要他们公开做，大概是想增强对台湾的心战作用吧。

中共75年来，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夺取香港的管治权。1997年之前固然不易夺取，1997年后又碍于《基本法》的规定也不好直接夺取，直到《国安法》及《23条立法》后，消灭一切反对声音后，就正式提出“全湾一政、一关、一币、一证”的构思，将两个特区并入广东省，直接由中央管理的设想。虽然该文章刊登后不久就被下架，这只是反映中共高层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已，而不表示中央不认可这些建议。

在法治社会，一个法官发表长篇政治论述，绝对威胁司法机构的公信力。这也是当初郭伟健当初被“贬”的原因，现在反而因偏颇立场而获“荣升”国安法官，他就更毫无忌讳地把法庭变成中共的帮凶。

自由亚洲电台编者按：在“支联会”颠覆国家安全案开审前，该会副主席邹幸彤日前在狱中呼吁曾经参加过支联会活动的朋友，踊跃为“六四事件”及支联会作见证。本文作者回应她这个呼吁，公开实名作证。

邹幸彤在狱中再次被捕，连同她母亲以及几个义工也被捕，当局连“六四”两个字都不敢用，警方的声明说：“一名正在还押中的女子，透过另外五名被捕人，由2024年4月份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线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这声明体现中共特色的法治：一，忌讳所谓敏感日子。过去在大陆，很多人都只能以“五月三十五日”来称呼“六四”，如今想不到香港也会视“六四”为敏感词而予以规避。

从分析看，（一）中央通过国安公署植入一块社会主义式的权力架构，违反了《基本法》第五条关于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的承诺；（二）中央通过国安委直接介入特区事务，违反了《基本法》第十六条关于特区自行处理特区事务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二条关于内地机构不得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规定；（三）违背了《基本法》第二条关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这些违反了《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安排，其实就是为了在不改动《基本法》任何文字的表像下，实现了修订《基本法2.0》的愿望。

一个自由的香港，不必做什么事，就自然而然地戳破中共很多谎言，令大陆人民向往资本主义，怀疑社会主义。例如前文提到的拆“鱼骨天线”，当时有一篇报道这样说：“香港电视节目，人们只需要买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再用竹竿将天线装在楼顶，并指向天空的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人们开始看到漂亮的服饰，美味的食品，闪烁的霓虹灯，欢快的主持人，大胆直白地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

中共对香港的恐惧和防范，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显示出来。1983年大陆掀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邓力群提出（大意）：“我们解放了三十年，为什么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这是因为香港还没有解放，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透过香港不断腐蚀大陆，危害大陆的社会稳定及政治安全，所以必须要关闭这只‘南风窗’。”

编者按：香港问题从2019年正式爆发，到今天“一国两制”被国际社会公认名存实亡，当大部分人认为，北京对港政策的转向是从中共总书记习·进-平:2012年上任开始，作者程翔却提出，早于1984年草拟《中英联合声明》时，已预视了香港今天的结局。资深记者程翔于八十年代代表《文汇报》长驻北京，见证了中、英谈判这段历史。

由于特区政府强行推动立法，终于导致2003年50万人上街示威抗议立法。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属于建制派的自由党宣布不支持立法，这样政府估算无法在立法会中获得过半数通过，被迫宣布撤回立法建议，而推动立法最力的叶刘淑仪亦被迫黯然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