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紧跟毛泽东整了很多人。整来整去，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昔日毛的“文艺总管”，一转眼，变成“奴隶总管”、“阎王殿”的“二阎王”。晚年，周扬反思到，中共存在“异化”和反“人道主义”问题，触及到了中共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党性与人性的问题，认为人应该有一点人性，结果，却遭到毛的大秘胡乔木的猛烈批判。

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艺的论争，演变成一个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思想批判为起端，以逮捕入狱为结束。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思想作风，发展为到处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将他的“延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胡风（1902年——1985年），男，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9年，胡风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组织抗日团体，1933年被日本驱逐出境。回国后，胡风与鲁迅交往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1949年后，胡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

胡风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当时毛的“文艺总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声称与以周扬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而在当时，周扬的文艺思想，就是毛的文艺思想。在毛看来，否定周扬，就是否定毛。于是，毛亲自出马，给胡风扣上各种罪名，加以猛烈批判。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陆锦璧根据自己多年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写成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又被称为“万言书”，内容相当大胆劲爆。第一，批评1955年制造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违宪。第二点，陆锦璧批评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迫害知识分子。第三点，陆锦璧批评1958年“大跃进运动”是主观唯心主义。第四点，陆锦璧直言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是冤案。第五点，陆锦璧批评1962年后出现的一些运动违宪。第六点，陆锦璧抨击“文化大革命”。

作为文化人，夏衍在建国初期先是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化局长，后在1955年7月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最终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风中被打倒。两次意外遭遇建国后，夏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

胡风的解释没有用。当年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也知道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但是，毛泽东要打倒阿垅，谁证明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都没有用。阿垅如此不服，而毛泽东呢，则还以“不服不行”。

中共建政后毛和中共对这样的鲁迅是并不喜欢的。据2001年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上海作协理事罗稷南的“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中共以前镇压地主的理由有一条就是大斗进小斗出，现在不但重庆的煤气表这样，油站的表是这样，菜市场的秤也是一样。中共比地主贪婪十倍百倍，在一个毫无诚信的社会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1962年9月24日，中共打了一个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习仲勋是习·进-平:的父亲，被打倒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称，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中共一再宣传自己“伟光正”，但从打“反党集团”的历史来看，它几十年如一日，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

曾经整胡风的人的共同特点是：听毛泽东的话，毛说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毛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他们个人没有是非。此即所谓“党性”使然也。后来他们挨整，基本上重复了当初他们整胡风时的路：胡风反党，他们也反党；胡风反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反马克思主义；胡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胡风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他们也是国内对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胡风是党的敌人，他们也是党的敌人。

有一个人没有鼓掌，有一个人没有举起落井下石的手臂。在一片如苍蝇振翅般的叫好声中，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大步走上主席台，从容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拿过话筒，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坚定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