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在外国住了几年就可能染上性病，可是那些土生土长的人就没事儿。”

这件事情让他对每次回国都视若畏途。

从科隆电影学院毕业后，李杨开始在“德国之声”电台工作。之所以从留学到工作，在德国生活这么长时间，他的解释是，一直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也有可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买香水这么一件小事，也让他一下子豁然开悟。等他毕业时，有几个朋友找他商量，建议大家合伙开餐馆，应该能挣很多钱。考虑再三，李杨退出了这次合股。

那几个朋友直到现在还在开餐馆。他们是1982年国家送出去的那批优秀高中生，高中毕业以后，从德国从头读起，现在在德国是餐馆老板。“我当时为什么犹豫呢？我一直在想，我来德国留学，仅仅是为了开餐馆，为了钱吗？我到德国是为了学习的，我不能半途而废。半途而废是件挺丢人的事情。我是来学电影、搞电影的，没怎么着就变成了餐馆老板，那还用得着大学毕业吗？我要拿这个硕士，没拿到的话，我对不起自己。”

李杨承认，自己能把金钱的诱惑看得比较透，跟那次从死亡线上走过的经历有关。“那个时候躺在病床上，就想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幸亏没死，要不什么事都没做过，就死了。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整，四十四岁就死了。我活下来了，一定要做自己愿意做的。”

毕业那年李杨回国，知道了国内已经有人拍低成本电影。他问，有多低？对方说，三四十万。

他说，干几年攒点钱，我就可以自己拍个电影了。

李杨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四年计划，回德国之后，就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攒钱，什么赚钱做什么。他做过油漆匠、瓦匠，跑过餐馆，做过司机，在电视台做过摄像。

2000年，四年计划完成，李杨决定回国。

六

回到阔别十四年的中国，李杨同样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就像许多“海归”一样，他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看到很多东西都觉得烦燥，交通的混乱、环境的脏差，他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斑马线本来是行人过的，他质问为什么汽车要抢；他骑自行车在红灯前轧了一道线，便与警察争执起来，因为他觉得警察不应该训斥他。

甚至有一次坐出租车堵在一条马路上。缓慢行驶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是一个警察在马路中间教育一个司机，那个司机还在赔着笑脸争辩，后面堵了一大片车。李杨让司机停车，他下去开始训斥那个警察：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任务是为了疏导交通，可你现在做的是堵塞交通，你不能把你的摩托车放到旁边，把他挪到旁边跟他说吗？警察居然就把车慢慢推到旁边，结果反倒把拉他的出租司机吓坏了。

朋友们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杨是一个“愤青”。他说，你看到不规范的东西就应该愤怒，指出这个不平。“我在德国上学时，教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经常说不知道，我回去查资料以后告诉你。然后他回去花好几个晚上查东西，再非常详细地告诉你。这是一种勇气，一个教授敢于说我不知道，而不是不懂装懂。而我们的教授明明不懂，却压制质疑他的人。”这些海外生活经验让他感到格格不入，“就像小区里有的人说，这是我家的花园，我家的狗到处拉屎管你什么事。但是在欧洲，业主会很怕别人说，他们都戴个手套把狗屎捡起来，不会侵占别人的花园。原来我一直受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但是到德国之后我发现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如果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的话，他人就不会有瓦上霜了。所以每个人把自己的事都干好，就可以了。我们的小学生不好好上学，帮警察叔叔指挥交通；警察叔叔不好好指挥交通，去给老大娘送面，可送面是卖面的人应该干的事……大家都不做好本职工作，而去做别人工作范畴内的事，就变成了英雄。”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李杨才学会重新入乡随俗。刚回国时他甚至都不敢过马路，怕被乱窜的车撞到，如今他也学会乱窜了。“中国在变化，不断地变化，中国的官员、机构、政府、老百姓都在发展，都在变化，包括我自己，所以中国的未来会变好的，但是也不能说现在没有问题。我在适应这些东西。”

黄建新执导《谁说我不在乎》时，请他担任该片的副导演。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得以了解到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这相当于一次热身，将他重新拉回了中国的演艺圈。等《谁说我不在乎》拍完后，他又在国内待了四五个月，回到德国，把箱子一打，家里的东西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然后打道回国。“我想通了。哪个社会都有它不足的地方，不能拿德国这个社会跟中国比，你这儿也看不上，那儿也看不上。”

七

2002年，李杨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7月12日，他看到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这篇获得“老舍文学奖”的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煤矿的故事，两个骗子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冒充亲属一起打工，然后将对方在井下害死，再向矿主索要赔偿。一个小男孩这次成为他们的目标……

李杨马上按照小说版权页上的联系办法，找到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要到了刘庆邦的电话。

7月14日，他见到刘庆邦，一番谈话之后，当场草拟了一份电影版权合同。

刘庆邦得知他是要用自己的钱拍电影时，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以比较低的价格将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他，并给了李杨很大的权利，说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