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李杨决定赴德国自费留学。为了这次留学，他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一名话剧演员、国家干部，变成待业青年，人事关系和档案被退到北京市建国门街道办事处。

同时辞去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的学业。此时，他已经在该校电视系导演专业读了两年本科。当得到德国电视一台驻中国记者站站长汉斯·贝特拉姆提供的经济担保，可以赴德留学时，他便找到校方，希望毕业后学校不要给他分配工作，而是拿到毕业证以后直接出国。学校不同意，说你毕业后必须要接受分配，并且就是你原来的单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而且回单位之后还得再上五年班才能出国。李杨说，我四年大学下来三十岁，再工作五年就三十五岁，出国没意义了。

他对学校说，最好是我大学毕业出国再念两年研究生，然后回国效力。

校方没有同意。

他选择了从青艺辞职。

1985年李杨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时，已经是二十六岁。事实上他从1983年就准备参加高考，但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这张纸，直到两年后他才拿到，才有了考大学的资格。

李杨承认自己有强烈的学历情结。他的父亲李诗镕49年前是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出身于一个四川的军官家庭，家境很好。父亲是学法律的，但是爱好演戏，就走上这条道路，后来成为陕西省话剧院的演员。

李杨出生于1959年，1972年父亲被迫害致死时，他才十三岁，最小的弟弟年仅一岁。李杨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即使在读书无用的年月，即使文革中父母变成牛鬼蛇神，他已变成狗崽子，即使每次填家庭成分时都让他特别害怕，他所受的家族教育也是必须要上学。

文革后恢复高考时，他却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全国招演员的考试，当时的考虑是上班后每月的工资是四十多元，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最终李杨被录取，从西安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话剧演员。他的父亲曾经也是青艺的演员，后来才到陕西省话剧院。

来到北京，李杨就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在青艺不放他考大学时，他也几乎天天泡在剧院的阅览室里，或者是上夜校，参加成人自学考试。等他在1985年拿到介绍信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时，手里已经有了十一门课的自学考试文凭，再差一张就算本科毕业了。

进入广播学院之后，他又变得很失望，觉得跟自己想像的大学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此时所有的基础课他已经通过了自学考试，许多课没必要再上，他感到不满足，就想到了出国。决定去德国留学的两个原因是：他当时的女友要去德国，在德国上学不需要学费。

成为一名待业青年后，李杨拿着联邦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办理签证和护照。

二

1987年8月，李杨和女友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北京。由于当时国航没有直达西柏林的航线，所以他们只能先飞到东柏林，在机场直接上大巴，通过戒备森严的特殊通道，从东柏林来到西柏林。柏林墙是李杨下飞机后的第一印象。

就像接受过文革洗礼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李杨习惯性地想像德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革结束后，他到广州、上海等地演出，也自以为见识过了繁华景象，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感觉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头一两个星期，他什么都没干，只是到处玩，把能看的都看了。

他对德国的第一个感觉是，绿。“我原来只知道绿是一种颜色，但是没有切身感受到绿。到德国之后，发现绿进入到你整个生活中，绿的外延也扩大了，包括绿色环保的概念。从飞机上往下看，底下一片绿，到处是无边无际的森林，绿树中的红屋顶，墙是白色的或黄色的，空气清新干净，这是我原来没有过的美学体验。感觉和自然非常接近，人也特别放松。”

对李杨来说，“绿”的另一个概念是自由。当时正值冷战时期，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突入民主德国的一个孤岛，柏林墙将其与东德分隔开来。这里基本没有工业，只有商业和大学，平民特别多，有钱人比较少。因为被东德包围，这里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在西柏林上大学的德国学生，以及在西柏林居住的德国人，可以不服兵役。这条规定使得很多反战人士、自由派和左派思想的人聚集到西柏林。二战之后一些房屋的权属也不清楚，空了很多房子，使得房租非常便宜。在这里，中国人也特别受欢迎，许多德国人会主动找到一个贴出租房告示的中国学生，邀请对方住到他家。德国人对中国文化颇怀敬仰，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大学里的自由气氛也是李杨闻所未闻的。这里的学校像公园一样，有湖，有草坪，没有围墙，分散在许多地方，可以旁听任意一堂课。学校里没有年龄限制，到处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来上课；也没有时间限制，学生可以在任一时间来报到，也可以在任一时间毕业，直到拿到学历为止。西柏林自由大学是很左派的大学，李杨与这里的大学生一起，参加每年举行的“五一”大游行，将戴着钢盔的警察打得抱头鼠窜。

玩了一个星期以后，李杨决定开始打工，因为他和女友来德国时两人身上一共带了七百美元，机票钱是借的，住宿费也是借的。但女友的姐姐阻止了他们，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有留学经验的她对他们说，你不要一下飞机就去刷盘子，而应该先学语言。并表示可以先借钱给他们，减轻经济上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