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背景、国内环境、人民需求、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治西乱”“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只要阶级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挑衅、分裂乃至侵略等图谋还存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弃之不用。尤其要看到，现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资本垄断集团以各种方式剥削全世界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家与工人及广大民众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深刻说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本质和运作机理，冲破其所型塑的剥削和压迫机制，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再无产阶级化”问题，尤需借助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直抵本质的思想锋芒。这一点恰如渡边雅男所言，“身处新自由主义掌握霸权的现代社会，在直视差别和不平等蔓延的现实，并且从中需要直面个人的无力与绝望时，用具有深层意义的‘阶级’来思考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三是发扬科学的探索精神，将阶级分析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更好地协调起来。故步自封、排斥异己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以博大的胸襟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阶级分析方法所强调的，是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根本层面、从社会形态发展和变迁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分析，它并不排斥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例如阶层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使用过阶层概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时，明确指出：“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他们在这里明确认为，在一个阶级的内部还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只不过，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当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和商品交换体系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它消灭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出身、身份、地位、宗教等因素导致的地位划分，结果只能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此，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毛泽东同样使用“阶层”概念来探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将当时中国的社会力量具体分为以下几种：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其中，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即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盛”，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则是“生活下降的”。对“半无产阶级”，他进一步进行了细致划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对其中的“贫农”，根据其受地主的剥削程度，“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可见，毛泽东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时，在总体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阶层划分。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二者不仅不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更精细地反映了那一时代中国的现实状况，并且更加准确地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对革命的接受程度。范文澜在20世纪50年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也曾明确说：“阶级斗争的情景即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他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这同样表明，要对阶级内部进行具体分析，就需要综合运用阶层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否则就不是彰显而是损害了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总体讲来，阶级分析依据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这是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因而是一种宏观、概括、一元的分析；而阶层分析可以依据职业分工、薪资水平、教育背景、家庭负担、闲暇时间等多个标准进行分类，因而是一种更具体、细致、多元的分析。对这些不同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整体视野内予以补充、协调、统合和发展，更好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