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年轻人

青春是一种习得性无助。从青春刚发明出来的时候，这种基调就奠定好了。从那以后，青春只剩下无尽的挥霍。

从《新爱洛伊斯》（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1761）到《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4），短短几年时间，青春就被发明出来了。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代被感伤和凄美紧紧包裹着，一开始就有一种迷人的绝望气质。

青春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在那以前，我们并不知道童年与成年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

依据古代罗马习俗，男子14岁、女子12岁就达到婚龄。这一习俗沿用到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英国国教脱离天主教以后，仍然沿袭了这种传统。¹到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时代，虽然其剧作人物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大致处在这个年纪，但是当时英国更常见的婚龄一般超过20岁。²这种情况表明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转折阶段古代人与现代人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历代礼法婚龄和实际婚龄通常也混乱不堪，同样也说明青春曾经只是一个可长可短的模糊阶段。³不仅如此，我们对儿童和成年人的认识也可能是含混不清的，就像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摸到青春的边界。

莎士比亚的青年还没有被赋予一种容易碎掉的时代气质。不管是想象的雅典，还是伊利里亚（Illyria），又或者维洛纳（Verona）跟丹麦，青年们并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莎士比亚的年轻人有一种永恒气质。他们是停止生长的。他们从来不处于儿童向成年人过度的阶段。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年人。不管是在亚芬（Avon）河畔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场，还是在百老汇，即使演员是清一色的日本人，莎士比亚的年轻人只有短短的几天生命。他们的人生永远在同样的日子里重复出现。就像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电影《开罗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1985）里，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梳着同样的发型、讲著同样的台词，按部就班反复表演同一段故事的电影演员。他们的人生就像是被囚禁在角色里。即使他们中一些人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叛逃出来——正如后现代戏剧常见的烂俗情节那样——闯入不属于自己的剧本中，被化妆师重新摆弄，开跑车、跟毒贩火并，不肯回到自己原先剧本中……以及其他可能的越界行为（métalepse），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气质。只要他们还是他们自己，他们就永远停留在他们意识不到的青春中。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春并没有发明出来。

社会的不成熟性

1982年，美国纽约大学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童年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一书，提出了一个至今听起来还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童年正在消失。

依据尼尔·波兹曼的说法，童年并不是由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特殊媒介出现而产生的，也可能随着新媒介出现而消失。印刷术和读写能力推广无疑对童年产生有决定性作用，在那以前的时代，儿童跟成年人并没有截然分别：“童年”这种观念还没有发明出来。随着印刷术和现代教育逐渐形成，儿童逐渐因为读写能力跟成年人区分开来，而且儿童逐渐被集中到学校里，而不是在工厂和农田里跟成年人一样干活。但随着电视机出现，童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儿童的世界越来越犬牙交错地混杂和重叠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以至于两者很难重新分辨开来，就好像童年消失了一样。

在尼尔·波兹曼看来，童年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成年人独占了某种形式的信息，然后分阶段授予给孩童，而使童年维持下去则有赖于管理信息和依从某种顺序学习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析出来的其实是成年，因为成年大体上是印刷媒介的产物，尤其是基于读写能力，产生了一系列有别于儿童的品质，比如自制力、对延迟满足的耐受性、进行概念和逻辑思考的复杂能力、对历史延续性和未来的忧虑、对理性以及等级秩序的高度评估等等。这种读写文化，在电视产生后，被排挤到边缘地带，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上弱化的成年形态：成年儿童（adult-child）。⁴

“adult-child”这个概念在本书中很少引起重视，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毕竟这个概念并不是一笔带过，而是专门有一个章节来讲这种奇特现象。尼尔·波兹曼的意思并不是从病理学或心理学层面上将“成年儿童”视为一种失常。

“成年儿童”指的是在智力和情感上缺少成年人特征、尤其没能与儿童显出重大分别的大人（grown-up）。⁵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仍比较常见，比如喜欢二次元文化的日本“御宅族”群体，就经常有三四十岁成年人抱着漫画啃，或者对动漫人物痴迷到病态的地步。但尼尔·波兹曼的意思稍有不同。比如他认为“成年儿童”在中世纪是一种常见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盲率高，缺少文化环境来塑造和培养成年人。尼尔·波兹曼强调，电视文化所代表的图像化的叙事模式，是一种在复杂性和成熟性方面均低于文字阐述性的形态，而图像和故事搭配——童书常见形式——是儿童用来理解世界的形式，而今成年人也暴露在这种认知模式中了。也就是说，成年人的认知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儿童化了。⁶这是感知世界和社会秩序的两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融合现象。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政治、商业和社会问题的儿童化感知（childlike conception）。⁷后面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比如涉及到政治讽刺的时候，中国网民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进-平:的批评经常被转化到对“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的漫画式丑化上，其中很少指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见解，更多只满足于儿童化的象征性愿望实现（比如象征性羞辱）。

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重新融合现象，也暴露出社会的不成熟性（immaturity）问题。在这种语境中，不成熟性具有一种奇特的天真形态。简单地说就是，有一种单向度的、简单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排斥复杂性，还以一种简单信念来强化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资本主义就必然剥削”这种论断，就很像一种原始的、孩童般的宗教信念。德国弗莱堡大学神学家约阿希姆·倪歌（Joachim Negel），在研究德国宗教哲学家彼得·伍斯特（Peter Wust）的时候，注意到伍斯特有关“第一天真”（primäre Naivität）向“第二天真”（sekundäre Naivität）转变的三个阶段。处在“第一天真”阶段的人像儿童一样对世界抱着简单信念，到第二阶段则像成人一样质疑和怀疑，到“第二天真”阶段就在信念和怀疑之间保持某种某种微妙平衡。⁸

“成年儿童”呈现出来的不成熟性更像是处在前反思阶段跟反思阶段混淆不清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第二天真”阶段的微妙平衡（或者说是完全失衡）。也就是说，看上去像是反思性，其实却有着不成熟特性：就其反思性而言，接近成人；就其不成熟性而言，其反思性又是单向度的、简单化倾向，故而接近儿童。这种不成熟性事实上更接近一种激进主义。因为激进主义就有这种典型特点：既有反思性的一面，又有简单化的一面；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足以概括情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