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上半叶，英国式有限君主制和英国人的自由是欧洲国家启蒙人士所羡慕和希望仿效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英国的赞扬，都是他们将英国自由与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不自由有所比较的结果。

英国的自由在于她有制约权力的宪法。18世纪，人们在礼赞英国宪法时，所依据的主要原则往往是这样一个通常的理念，那就是“只有阻止了滥用权力，政府机构才能保护政治自由。英国人享受独有的政治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宪法秩序对于独断与残暴的权力行为的有效遏止；反过来，这种政治体制的成就又取决于多种完全不同的体制与行政程序的存在与协调”。[1]

英国自由是上流人士的自由。

但是，到了18世纪最后十年，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民众自由的魅力影响已经超过了英国式的自由，英国国内的辉格党和许多知识人士也都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

1790年，柏克发表了《法国革命沉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标志着英国式的保守主义登上了现代历史的舞台，也把英国放到了法国革命的对立面。

这个时候，引领世界自由潮流的已经不是英国，而是法国了。

一从英国式自由到英国式保守

从伏尔泰1733年发表《英国通讯》到柏克1790年法国《法国革命沉思录》，不过半个世纪，但英国在欧洲已经从英国式的自由转变成了英国式的保守主义。

历史就是这样，以前认为是激进的东西，过几十年，一百年却被认为是保守的了。

英国式的保守主义看上去是反对法国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理念：温和和不冒进（对立面是激进），倚重经验和常识（对立面是唯理性主义、抽象理念）、传统和习俗（对立面是标新立异，彻底推倒重来）、折衷和妥协（对立面是偏激）、改良和演进（对立面是彻底变革或革命）。这些理念都是针对法国革命的现实，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知识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倡导英国式保守主义的趋势，从介绍政治保守主义理论，到高度赞扬苏格兰启蒙和推崇休谟，以及对埃德蒙·柏克的浓厚兴趣，似乎都将英国经验视为当前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相比之下，对法国启蒙的兴趣则明显消退，讨论法国革命无非也就是作为反面角色与美国革命做些对比，而美国革命则被理解为盎格鲁-萨克森政治保守主义的胜利标志。

美国保守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美国秩序的根基》（Roots Of American Order，1974）在半个世纪之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立刻受到推崇，似乎更证实了英国保守主义对美国革命的历史影响。

柯克在这本书里只讨论了四位影响美国建国历程的18世纪思想家：孟德斯鸠、布莱克斯通、休谟和柏克。一位法国人，三位英国人，用柯克自己的话来说，选择这四位，是因为孟德斯鸠“吸取历史知识的惨痛教训”，休谟“鄙视理性崇拜”，布莱克斯通的法学思想重在“先例和惯例”，而柏克则是“倡导从中世纪和基督教以及经典信念的传统”。[2]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强调经验、常识、传统、习俗，反对理性崇拜、抽象观念、冒进创新和乌托邦式的改天换地。

这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们所构筑并引为权威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是由特殊的历史因素形成的，别的国家没有复制的条件。（编注：此处有部分删节）

18世纪英国的保守主义有其不可复制的特殊性，伏尔泰在英国看到的那种自由令他心仪不已。他是一个普世主义者，认为确实存在超越时空的、普泛的理性社会模式。所以建议别的国家试试看能不能种活“英国式自由”这棵椰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