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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故事仅仅拉开序幕。

如果只是调出北京、发落偏远地区，宋波几乎谈不上灾厄临身。他头上连一顶政治帽子都没戴上。这一点点挫折，在那个年代实在太普通了。可是，正应了一句俗话：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虽然头上没有戴着政治帽子，但一九五八年的往事却如古代配军额上的刺印，与宋波如影随形，来一次运动，就要被人指指戳戳一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跟反右倾斗争同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照例，又涌现不少运动积极分子。其中，有个刚从北京调来的人，政治觉悟与热情，皆非寻常可比，揪住宋波不放，“旧话重提，旧账重算”，非要从宋波身上挖出不为人知的更多秘密。这思路，来自如下一番推理：组织上只掌握秦兆阳的一封信，你宋波便只承认与秦兆阳通过一次信；那么，假设连这封信组织上也没掌握，你宋波肯定就根本不承认通过信——由此可知，你宋波能隐瞒就隐瞒，通信绝不会仅仅就这么一次！

于是，“斗起来没完”，“大会小会熬得我筋疲力尽”。宋波的心理过程，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前，林教头的心理是能忍就忍、一忍再忍、坚忍强忍，忍来忍去，终未忍住最后一次。宋波亦如此。出事以来，他垂眉低目，态度恭顺，低调做人。这不单出于自我保护和周旋的意图，也是内心确实感到害怕，希望用诚恳悔过换取宽恕。可是他所期待的情形非但毫无踪迹，反倒愈益被人往死里整。尤其那个北京来的运动积极分子，联合一批人，非逼他承认子虚乌有的事。这弄得他退无可退，再退，就会从悬崖上掉下去。他发现，有点崩溃的感觉，“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然而，宋波究竟不是林教头，不可能怀揣尖刃在终无可忍之际结果了那陆虞候；他的“控制不住”，是：

一天晚饭后，在大门口碰上了整我最厉害的某某，我扑上去抓住了他的衣领，问他：“你究竟要把我怎么样？”人越聚越多，他不吭声，我把他狠劲一推，他倒退了几步，就倒在地上了。

这一推，推出了塌天大祸。宋波已知不妙，第二天买了火车票，准备西逃新疆。就在他准备登车时，追捕者自天而降，当场五花大绑，押到省公安厅看守所。

年轻读者或许会问：同事间口角，略动了动手，如何就被专政了呢？列位有所不知，在彼时看来，宋波推这一把，既非同事间口角，甚至也不被视为打架斗殴之类刑事案件，而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单位党组织给他的鉴定是：“思想反动，串通社会上的反党分子进行反党；对抗党组织，行凶打人，畏罪潜逃。”法院便以这个为依据，判处宋波两年徒刑，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改造。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宋波躲过“右派”帽子很有些幸运，那么事实证明，这种幸运是靠不住的——抑或，根本不存在。“革命眼睛”明察秋毫，不会放过任何漏网之鱼。因此，宋波虽然没有随秦兆阳一道成为“右派”，现在却成为现行反革命罪犯。结果更糟。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从此开始了炼狱一般的人生。

4

到劳改营后，他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被派去“盆地西部”修大坝。这个盆地，当即著名的塔里木盆地。他们必须赶在七月之前建好大坝，以免洪水来临时下游农场粮田被淹。苦役们主要工作是担沙土。“戈壁滩上的太阳一天比一天厉害，灼热的地气真要把人烤干。”苦役们脱光衣服，只穿一条裤衩。肩膀磨破了，鲜红的肉翻露在外，“第二天重担照样往上压”。上下、上下，一趟又一趟，日复一日，无始无终。大坝每天都在升高，苦役们也随之每天消耗更大体力。在这种情况下，苦役之间还掀起“劳动竞赛”——有人摆擂，有人攻擂，相互比试谁更不惜命。这是极端化的生存搏斗，目的自然在于以“立功表现”从同类中胜出，早一点跳出苦海，较古罗马角斗场里的竞争相去不远。

那么，苦役们又是靠什么来维持如此强度的劳动甚至“竞赛”的呢？宋波说：“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掺骆驼刺（戈壁滩上的一种野生植物）做成的淀粉馍。”这句话中“只有”和“二克”两个词，颇令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只有”，意味着所谓“食物”舍“淀粉馍”之外，概无其他。至于“二克”，日前曾见报上说，“我国人均摄盐量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盐标准”，其中，吃盐最多的是东北人，日均每人要吃十八克，摄盐最低的广东人，每人日均也有八克——如此说来，宋波们食用的馍所含玉米面，还远远不及现在一个中国人每日撒在菜里的盐多。有句俗语：“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里面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此刻我们发现，在宋波们的面前，如果有人也这样说，居然没有任何的夸张，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那玉米面含量仅二克的“淀粉馍”的喂养下，宋波说，“过了不久，一些‘反党分子’就进了坟墓。”宋波幸而还是一个小伙子，所以熬了过来，没有死掉。不过，当他离开那里时，体力耗尽了，“风都可以把我吹倒”。新的劳改地管理者发现，确确实实已无法指望此人干任何重体力活，只好分派他去放骆驼。

新的劳改地，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它的环境，宋波仅以一言蔽之：“不但没有鸟，连苍蝇蚊子都不生。”然而却有人——一九五五年开进来一批开荒造田的劳改犯；现在，宋波们步了前者后尘，成为这荒漠之地的新生力量。他们听见接收的人这样说：“你们既是来到这里，就一切老老实实。到了这里，没有一个飞得了的！”这不是威胁，是对事实原原本本的陈述。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全部来自宋波“文革”后与秦兆阳的通信。秦兆阳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当代》上公布了其中的六封。公布时，秦兆阳做了删节。这出于对写信人原意的尊重。关于诉说这些往事，宋波说那纯粹是跟秦兆阳私人间的“谈心”，他无意张扬，因此特别“郑重说明”：“对我以上所述的事情，您不论用什么形式写什么东西，都不要把它写进去！”秦兆阳于是紧跟着用括号注释说：“我只得作了删节。”

也就是说，以上的宋波遭遇，是“删节本”。而较诸“全本”，为什么删以及会怎样删，，倒也可依常理来推想。秦兆阳所以违背宋波意愿将那些信删削后公布出来，我想实在是无法抑制悲愤与不平，认为有必要让人们认识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遭遇、这样的丑恶。鉴于当时条件，原封不动展示出来并不现实，只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了；况且，这有利于保护宋波。

5

到上面为止，宋波一九五八年因一时冲动给秦兆阳写一封信而改变自己一生的故事，只进行到第一个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主人公的经历已让人不胜唏嘘，不过考诸当日，又可以说屡见不鲜，晚近以来渐次载于书册的大小“右派”、“反党分子”或其亲属的回忆与讲述，大同小异；例如和凤鸣女士所著《经历——我的一九五七》，里面种种，便可与宋波故事相参佐。

宋波命运之奇，奇在后头。

当年他获刑两年。两年后，是释放了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还是继续被监督劳动改造，我们没有看到说明。总之，他呆在原地没动，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三月都跟犯各种错误的坏分子为伍。这些人中，有位姓孙的老干部，宋波与之同牧一个羊群，患难与共，“我们亲如父子，感情很深”。后来，老干部“解放”了。经他过问，宋波被调入一座煤矿采矿二队当工人。

似乎有点时来运转的意思。宋波在信中对秦兆阳激动地说：“老秦同志，您能理解我被下放到井下劳动的心情吗？……再艰苦也比在××堵坝强百倍。而且井下工的粮食定量是五十一斤，能吃饱还有余。”

说到这五十一斤口粮，二十五岁上因旧恋人检举而跌入深渊、如今年已四十一岁的宋波，一九七四年终于娶妻成家。妻子十分贤良，这是他的福气。然而，妻子和两个先后降生的孩子，全是黑户（没有户口）。所谓五十一斤口粮“能吃饱还有余”，仅限成家之前。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口粮按户口簿上人头定量供给。就算有定量，也不够吃——小的时候，我家即如此。不够，怎办？偷偷摸摸买“黑粮”——通常是农民把粮食挑进城，先藏在某处，然后挨家上门打听谁要买——价格自然要高不少。这种活动当时有一罪名，叫“投机倒把”。宋波一家四口，只有五十一斤粮食，日子肯定过不下去；那点工资，便大半用于购买高价粮。这一点，领导不但不同情，不但不帮助，反倒当作整宋波的一个把柄——“审问我是不是搞粮食投机倒把”。

但总的来说，吃并不是宋波生活最黑暗的那部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通信中，宋波第一次透露自己现在身患“二期矽肺病”，说“基本上没有药能医治”。我在网上查了查相关信息，以下是“百度百科”有关矽肺病词条的解释：

二氧化硅的粉尘俗称矽尘，它是致病能力非常强（有一说最强）、对健康危害（最）大的粉尘。

矽肺是尘肺的一种，是严重的职业病。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通过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发生堆积，影响气体交换，最后人的肺泡失去作用，肺组织全部纤维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肺变成一个土疙瘩。

目前，全世界没有能够治愈矽肺的特效药，患了矽肺等于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