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二期矽肺病患者宋波对秦兆阳的所说，是刻意轻描淡写的。
显然是在秦兆阳恳请下，宋波后来对病情谈得比较具体一些了。他说，自己是“二期加IB的矽肺病”，“咳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痰中带有紫色的血块”。
怎么染上的呢？——
有谁知道，在离北京如此遥远的那个偏僻的深山沟里，有二百多名劳力整天处在不见阳光的二百多米深的地层底下，没有通风设备，整天弥漫着炸药的硝烟，呼吸着有害气体和硅矿粉尘，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从事沉重的劳动，经常有人干着干着就晕死过去。
这情景，会令我们误以为宋波干活的地方是私营黑窑，可那时候没有这种东西。那完全是一个正规的国营煤矿。本来，如果遵照和执行规定，应该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可是，规定自己说了不算，领导说了才算。宋波曾向领导提议抽出劳动力把通风井打通，解决通风问题。领导却强调，抽劳力就完不成生产任务。
天可怜见！宋波，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几年服刑和监督劳改的生涯、赎回自由身，转而又天天钻入二百多米深的黑暗的地下，呼吸着毒雾，去挣每月五十一斤的口粮，以及主要用于补充不足口粮的那点工资。他对秦兆阳说：“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虽不老而力衰……”他形容自己是“脂膏耗尽了的人，瘦得像癌症患者一样”。根据资料，像宋波这样二期矽肺病并发结核病的患者，保养调理得好，或不至死，但劳动能力无论如何是彻底失去了。
想一想，这个人在世上活了五十年，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
一切，只是因为一封信……
6
然而，厄运仍不愿放过这个几乎已被磨折成废人的人。接下来的事，简直让人目瞪口呆，若非白纸黑字地印在一本严肃的文学刊物上，谁也不敢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么离奇的遭遇。
奇就奇在，又是一封信引起的——读者应该记得本文前头提到过一九八二年二月秦兆阳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来信；当然，他展读之后就发现寄信人与自己虽然素来未谋一面，其实彼此间却一命相连。历尽劫波人犹在，大家所幸还活着，都捱过最黯晦的时光，这是多么让人高兴、激动的事。秦兆阳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了回信，与两幅用宣纸书写的条幅和一本多年来终于恢复“出书资格”的一本新著，一起寄去。
至此，秦兆阳总共只给宋波写过两封信。一九五八年那一封，让宋波在刑狱、荒漠和不见天日的矿井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眼下他又写了第二封。恐怕，打死他也不能料见这封信又让宋波大祸临头；很简单，第一封回信或许考虑欠周、有些冒失，那毕竟是一九五八年，而眼下是一九八二年呵，“文革”结束已六年，标志着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五十万右派大平反等，也都是四年前的事了，秦兆阳怎能想到公民间的普通通信仍然包藏不测风云呢？
然而就是这样，二十四年过去了，事情却依样画瓢重演了一回。第一封信，合法收信人没有直接收到，第二封信又被人扣下了。做出这举动的，就是前面我们曾提及的煤矿“领导”。秦兆阳在《当代》上公布宋波故事时，姑隐其名，以“牛C”代称。他是矿长。牛C早就对宋波恨之入骨，因为不管宋波多年受了怎样的摧折，他究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懂一些“不该懂”的事，脑子里转一个不该转的念头，比如指出应该抽调劳力打通风井以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在牛C看来，这样一个人，就是心怀叵测，就该提防和整治。
这时候，有人给宋波寄来厚厚的邮件，用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红字的信袋装着，掂一掂，沉甸甸的，里面不知何物（其实是秦兆阳的赠书）。牛矿长一琢磨，准不是什么好事儿！“就下命令把它锁进人事档案的保险柜里去了”。
他做得多么自然！是“领导”身份让他这么自然的。二十四年前，那个年轻女士截获宋波信件时，感觉肯定也很自然，因为她截获以后没有揣入自己腰包，而是把信上交“领导”；假如是前者，她大约也不敢那么做，既然是上交“领导”，她对自己的行为就没有必要感到不心安理得。
于是，很自然的牛C“派人”把宋波“叫”到他办公室去，开始了审问。“妈的，”他骂起来，“你敢写小说诬陷我们干部，证据确实，判你个诬陷干部罪，一点也不过分！”原来，他揣摸“人民文学出版社”信袋里装着的是宋波写的小说。他拿来纸、笔，命宋波写保证。宋波不知“保证”什么，牛C益发怒了：“保证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他表示，将以“党组织的名义”给出版社写信，抽回“原稿”。
直到此时，宋波还一切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什么人寄了什么东西给他，更不知道那是秦兆阳的来信——它们都被控制在牛C的保险柜里。而牛C可不管这些，他现在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在这座矿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触犯他的权威。宋波因病先前已脱离井下，牛C决定把他重新赶回井下。他在支部会上宣布了这决定，并且说：“如不服从分配，就按职工手册规定，一切经济损失由不服从分配的人赔偿。”支委朱医生提醒他，宋波病情太严重。牛C说：“活着干，死了算！”朱医生说：“他吐血不止。”答：“吐脓也要给我干！”
朱医生是个好人，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她提议宋波申请提前退休；她掌握着宋波的病情证明书，对于摆脱牛C的报复来说，这是可行的。胆战心惊的宋波顾不上考虑别的，同意朱医生的安排。朱医生在病情报告和意见书郑重签了字，交给牛C。牛C情知国家规定如此，没法不批准。然而，朱医生发现牛C要宋波填写的“退休职工表”上，“工资级别”栏标注为四级，实际宋波应该是五级。对朱医生的疑问，牛C掷地有声道：“对！他的工资是五级，现在我给他填的是四级，宋波要是有意见，叫他来找我好了！”
就此，宋波对秦兆阳这样说：“我已是逃死求生的人，哪里还顾得去争工资待遇？哪里还敢再生枝节？”第二天早晨，宋波在牛C办公室，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把表填好。这时，牛C才吩咐人把保险柜打开，把被扣的邮件交还给他。宋波写道：
我一看纸包上是你的笔迹，不知道为什么，猛地一阵心潮涌动，两股热泪猛一下涌出了眼眶。
7
故事我们只能讲到这里。我们的自二十五岁起九死一生、受了无数煎熬的主人公，带着胸腔中碳化、砂样的肺，拖着皮包骨头的身躯，以平白降一级工资的结局，从社会人生的舞台退隐了。据说他去了妻子的农村老家落户；一九八四年，他曾在贵州习水“治病”。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他别的信息。从那时至今，又有二十来年过去了，我希望他仍在人世，然而以那样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如何设想是恰当的。
宋波的际遇，既奇且巧，有小说、戏剧所不能到处。但我们追寻其逻辑，却又明白貌似奇巧的背后，有生活的必然。只不过在生活中那些事往往分散地发生在若干不同的人身上，然而宋波的故事却把它们集中到一个人的经历上而已。
再有，就是它的形式。定睛细察，宋波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既不咤叱风云，也不身名显赫。古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可宋波纯属一介小民，根本说不上什么“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之类取祸在身的潜因，实际他也没做任何出格之事。他一头一尾两次灾厄，都仅仅因为最私密不过的通信。这好像过于极端了。不过，惟因事情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我们也才对一段历史看得更为深入。
最后谈谈文学。宋波不是作家，不是批评家，不是编辑，更不是文艺官员——除了算一位读者，他跟文学可以说毫无关系。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居然会为文学吃这么大苦头，把一生都毁了。这样的故事，讲给任何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人听，他们的反应恐怕都是无从理解，也无从想象。然而千真万确，宋波的悲剧系由文学而来。是的，他非文学中人，但却是极好的文学史个案。关于文学曾经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把这个貌似与文学无关的人的故事分析一遍，可能胜过不少叠床架屋的宏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