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既然说到四川博物院，大家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恐怕都是三星堆的青铜器了。不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除了三星堆文物外，那些富有特色的青铜器。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出土大约有40余件窖藏青铜器，其中精品首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和羊首耳涡纹铜罍。

象首兽面罍通高70厘米，口径21.8厘米，罍盖为四鸟形突棱，罍身饰夔龙，夔鼻恰为突棱，肩部双耳为一对立体象首，双耳象鼻特征明显，通体刻画云雷纹、匐牛纹、夔纹，图案样式繁复而又主题突出，布局对称，即便放在中原地区也是难得列罍精品。

另一羊首罍通高68厘米，口径24厘米，有着覆豆形罍盖，四面立棱，棱中有四合选旋涡纹，肩部有立体盘角羊首双耳，造型简洁明快，做工精良，可谓川博镇馆宝藏之一。

当后人于蜀地见到如此精良、形制纹案又带有浓郁商周风格的列罍时，自会猜想这莫不是受中原影响？此说并非臆想。考究竹瓦街窖藏青铜器铜质和色泽，人们大致可肯定为巴蜀本土所铸，但其中有两件青铜觯却分别铭有“覃父癸”“牧正父已”，而该字样也出现在陕西宝鸡竹园沟的晚商铜爵和陇县韦家庄的晚商铜尊之上，几乎可以确证该批青铜器要么就是延请北地工匠所铸，要么就是古蜀人直接翻模，总之都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

不仅是通过古蜀道接受北地影响，厅内陈列的1980出土于成都新都区马家乡的战国“邵之食鼎”则体现了南方楚文化的影响。此鼎铸造极为精良自不必说，关键盖内还有用春秋战国楚地流行文字书写的“邵之食鼎”四字。“邵”，很可能就是楚国宗室“昭”。

这些青铜器足以证明，蜀地自上古以来便同黄河与长江流域诸文明有着密切联系，深受两地文明影响。那么，巴蜀文化是否完全就是照搬黄河、长江文化？馆中另一些青铜器则给出否定答案。

1972年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出土了一件战国虎纹铜戈，此戈援长17.8厘米，内长7.5厘米，胡长8厘米，在援、内相接处铸有浮雕怪鸟头形虎头纹，可能为某巴人氏族图腾；而在胡两面均铸造有一椎髻跽地，腰佩悬刀武士，形象酷似后人在《蜀王本纪》所所言“椎髻左衽”的古蜀人。更让人惊讶的是戈脊处有一行被称为“巴蜀图语”符号纹饰，与中原甲骨文、金文均不相同，而且此种符号系统也见于院藏成都羊子山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很可能是古蜀国发展出的某种文字雏形。

既有巴人图腾又有蜀人形象，同时还有类文字符号，此戈宛如巴蜀文化独特性象征，暗示先秦巴蜀在汲取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同时，内部也逐渐开始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字，开始形成一种源自长江、黄河流域，同时又有鲜明本地色彩的中华文化分支，体现此点的还有馆藏的战国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该青铜壶于1965年发现于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战国墓，壶通高40厘米，口径13.4厘米，通体用金属嵌错出四层图案，从上至下第一层为习射庖厨图和采桑歌舞图；第二层为宴乐武舞图和弋射图；第三层为步战仰攻图和水路攻战图，第四层为狩猎图。图中人物有三星堆金杖和祭天玉璋画风，而复杂的图案组合更为蜀地独有，偏偏又全集中出现于壶这种典型中原青铜器形之上，可谓多方融合。

周末将至，各位朋友们可以放下一周的忙碌，去到四川博物院，探索更多四川人从古就有的“松弛”密码。

参考文献:

四川博物院官方网站

四川博物院《岁月留痕——四川博物院建馆七十年纪念文集》

《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

《四川博物院》等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0月下，原标题为《四川博物院，呈现巴蜀先民的多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