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集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探讨中国极权的“制度基因”。书中所说“制度基因”包括苏维埃共产极权、中华帝制等要素。

我有幸阅读初稿、作评论。我高度赞赏这本书，认为它“是多年思考提炼的产物，逻辑结构完整，历史考察详尽，理论表述准确，是难得的突出成果”。

我在评论中补充了自己的以下看法。我把以下两个要素看作是中国制度的特征：

(1)“定于一尊”：自秦汉持续至今。历史上有强势皇帝、弱势皇帝，但“定于一尊”是理论模式和现实体制。习又复古。

(2)“直下底层”：大体以保甲制、连坐法为代表，起于商鞅（法家），宋王安石、明王阳明等儒家都推行，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采杨永泰意见建保甲，推行全国。中共的居委会制继承那个基因。

我认为“清零”（对付异己）的“维稳”体制是结合这两个要素而且发挥到极致的产物。还有一个要素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加上中国“会党”基因，也被毛发挥到极致。中共体制因此有超越其他全权、威权体制的强大力量。

我在《通道》文中概括：“中国历史上，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崩溃，‘定于一尊’的极权终身制，总是反复地重建起来。”2018年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所以2019年我写文章时特别点出“终身制”。

2012年习进平上台之前，2011年吴邦国就提出“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中共核心集团的共识：坚决不走“邪路”，那实际上是朝向包容性制度的“通道”。其目的，最高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是保持权力，维护自身权贵的利益。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进一步把“中国模式”发展成极端的榨取性极权政体。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清零”、“维稳”。“清零”是全面清除异己，“维稳”是维护权贵利益。

《狭窄的通道》这本书显示，不走上那条“狭窄的通道”，就不能产生“包容性”制度，不能实现“共享的繁荣”，而且不能持续发展，而成为失败的国家。

陈：我非常同意你与许成钢教授关于中国当代极权制度基因的观念，“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极权制度以及您特别强调补充的“定于一尊“和“直下底层”的特征，还有中共的所谓“邪路“就是指包容性制度的“通道”。

我认为现代极权制度特别是中国模式的共产极权制度的暴虐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秦汉以来的帝制传统。虽然帝制传统曾有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等，但是大多史家还是认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其政治权力是到县级为止，县以下是宗族家族治理，它与现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极端意识形态洗脑统治以及水银泻地般直达私人领域的《1984》式的现代极权仍有差别。称它为中国现代极权制度的基因是合适的。

阿西莫格鲁等获奖人对当代世界的忠告

任：获奖后三位学者接受采访，发言中突出提到以下内容。

（A）制度的作用

他们的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强调制度的作用，特别是政体对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阿西莫格鲁在MIT新闻发布会上说：“政治和经济的包容性二者都发挥作用，而且它们相辅相成。”

（B）民主的重要性与面临的挑战：

在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与记者的电话中，阿西莫格鲁说：“广义地说，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成果，认同肯定民主”。他在采访中说，他认为欧州的民主经验为全世界提供教材，但他承认“它不是万应药”。一方面，代议制政府可能难以引入而且脆弱，另一方面，存在并不民主的国家实现增长的路径，包括迅速动用一个国家的资源促进经济进步。但是，阿西莫格鲁强调：“更专制的增长”经常是更不稳定的、更少创新的。

阿西莫格鲁说：现代民主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极化分裂及社会媒体及气候变化及新技术发展如人工智能。阿西莫格鲁解释：“民主也需要更努力工作”，在许多地方如美国，大量民众经济上失落，显示系统并非完美地运作。“许多民众不满，许多民众感到他们没有声音——而那不是民主所许诺的。”

（C）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问题

罗宾逊在记者采访中说：他怀疑中国能够持续其经济繁荣，只要它维持其压迫性政治系统。“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那样的社会的例子，它们能在40、50年中干得好，但你看到的是，那从来不能持续……苏联有50或60年的好时光。”

罗宾逊说：众多社会已经成功地转型为他们三位学者所说的“包容性社会”。“看看美国吧，这个国家曾经有奴隶制，或存在特权，妇女不能加入经济活动或投票。”“每一个现在相对而言是包容和开放的国家，都经历了那种转型。在当今世界，你在韩国、台湾、毛里求斯看到那种转型。”

（D）共享的繁荣

约翰逊对记者说：“许多过去是中产阶级的民众，受到以下多种因素的组合的严重冲击——全球化、自动化、工会的衰落，以及一种偏向大公司哲学的转移”，“因此，工人不再被看作是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那样是有待发展的资源，而变成需要最小化的成本……现在，中产阶级被压缩。”“作为一个国家，最近几十年，在我们先前做得非常好的方面——那就是共享繁荣——我们失败了。”

陈：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过去精准预言了中国经济发展，其理论如今得到印证。根据《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内的分析，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七十多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坏的组合状态：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作者说，这样的组合可以产生短暂的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

对此，香港作家冯睎干10月15日在脸书发文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3位获奖者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至于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剥削民众的社会，尽管经济增长能昙花一现，却往往无法持续下去。

冯睎干说，“《国家为什会失败》问世那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2位诺奖得主已神机妙算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中国经济前景在2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他们估计，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耀目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如今12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

阿西莫格鲁等获奖人的著作的意义

目前，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对狭窄的通道的挑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指出，“末日四骑士已经重返：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

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们提供了一种通透的历史眼界，又通过对种种制度的“好坏”、“优劣”实况的分析判断，展示了社会发展的路径。

制度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包容性体制的要素包括私有产权、法治、民主、开放；榨取性体制的本质是压制与剥夺民众。

通向良好制度的，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曲折，上路后可能转向；“榨取性”政权也可能转型，自由民主体制有纠错提升能力。

“榨取性”国家需要走上“正道”，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