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说：在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念上进行交流与反馈，即在终极价值理念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图片可见，庸众热烈欢呼、衷心拥护的场面中，真乃“鱼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谁是“鱼”？谁是“水”啊？
（2）集体崇拜、组织笼罩，个人扼杀
从西方传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回应？盖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内禀以犹太人情愫的群体抱团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沿袭东方人人格脉络的传统价值观，拒斥现代性个人主义，乃与中国人的“合群”、“和合”、“统一”、“一元化”、“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等等谐振起来。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形成同构、互通、共振、共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
然而专制统治，全都依赖于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来运作，因而“人民”、“群众”、“集体”、“组织”之类的噱头词，响当当地被中国当代统治者利用起来，构建成宏大叙事，施以蒙骗之术，其居心叵测也好让民众丧失独立个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只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从而可以专为统治者尽心尽德。
那个年代宣传画上的正面人物，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表明了全民同乐、同心同德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全都无差别地与党国、与领袖处于高度的统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满怀，感性贬值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统治机器能够稳固如泰山，长治久安，总是企图让臣民、草民、蚁民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假设彼等做到了知足常乐、与世无争，何须遑论僭越？
然而中国红朝的建立，恰是由无产阶级暴动分子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路线，武装夺取政权而来的，红色革命政权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产生一个逻辑关联：亦易为暴力所推翻，这让掌权人倍感危机，对此亟需激发奴隶的怨恨，使之时时刻刻感受到“奴隶位置不稳固”，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归类于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扬善抑恶，理性情感的高涨必然遏制感性的欲念。当某人沉浸于理性豪情之中却茫然不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何处挂之时，也就没有了非分之念；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自觉自愿地人从众，随大流、和稀泥、随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宠，雄性阉割
中国历来的专制王国似乎单由雄性打造而成，对此构成挑战的也几乎是雄性豪杰，其实由此构成了恰是一个“狮子型社会”，且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度就是“雄性王国”无疑了，狮子型社会里雄性作为整体并无多大地位。（参阅拙笔：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论道：中国传统的皇朝建立起来制度，“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