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2年底、2023年初开始，人工智能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将其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认为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自然利率将从I点再度反弹，但是目前尚不确定。
图3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体，现实中每一个经济体都可以在图3中找到自己所处的阶段。迄今为止，学术文献揭示，1960s之后的美国、加拿大，1970s之后的欧元区、1980s之后的日本、1990s之后的韩国、2000s之后的中国以及其他各国，自然利率是普遍下降的。原因在于，它们研究的恰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技术进步放缓的阶段。
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的趋势，与自然利率的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图3还可以看出，自然利率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政府（决策者）可以决定一部分真是因素，例如通过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提高自然利率，延缓它的下降，但很难扭转它的长期下降趋势。个人更难与它的长期下降趋势对抗。
所谓“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看清历史的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所处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出台不好的政策，就可以泽被万民了。
（三）辜朝明的理论作为上述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和必然结果
辜朝明（2008，2023）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等概念。在辜朝明（2023）中，他拓展了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的概念，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点击），分别是：
1、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
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图3中F点，图4中K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在这一阶段，厂商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远高于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并且由于厂商的人数远远少于工人人数，因此厂商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工人则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
2、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
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黄金时代”。
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和居民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因此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由于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财政政策才比货币政策有效。
3、“被追赶的阶段”
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对应图3中，自然利率降低到H点。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后进国家投资。
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的制造业的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表现在图4中，即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了D4，与水平的“全球劳动力供给曲线”交于R点。
为了方便，我参照“刘易斯拐点”，把图4中的P点称为“辜朝明拐点”。
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时，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企业融资意愿低，居民消费意愿低。换言之，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无法吸引投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时财政政策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财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更是如此。
图4对辜朝明（2023）“被追赶的经济体”框架的改进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辜朝明没有深究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阶段”的根源。图3已经展示了我的观点，即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例如在图3中，当自然利率下降到H点时，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也缺乏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企业在国内投资无利可图，只好出海投资，造成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也正是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详见下文）。
以中国为例：
在1978年之后，制度变迁释放的制度红利、低廉的要素价格、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量的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的发展等真实因素，共同带来了广义技术进步；进而导致TFP增速、潜在GDP增速、自然利率上升；进而带来了现实中GDP增速上升、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个过程，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推进城镇化的过程。
但是2008年之后，TFP增速下降到0附近（点击）；2000年之后，自然利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之后，潜在GDP增速逐步下降；最终带动现实中GDP增速下降，边际回报率下降。2004-2012年之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
从2010年至2021年，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虽然在下降，但下降比较缓慢。由于房地产、基建、出口的拉动，以及新兴产业的崛起，GDP增速还算较高，工人工资上升。这就是辜朝明（2023）说的“黄金时代”。
但是2022年的疫情封控，严重压低了中国的TFP增速、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使经济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点击）。叠加人口老龄化，投资边际回报率快速下降，迫使企业加快出海，经济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或者说进入了前有围堵（美日欧），后有追兵（东南亚、南亚、拉美）的“腹背受敌阶段”（点击）。
换言之，辜朝明只指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现象，没有深究其根源。而按照我的框架，秉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随着真实因素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必然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进入“被追赶阶段”。这样辜朝明的范式就成为我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就成为我分析框架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的？
（一）2022年的严格封控，压低了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点击）
在2020年之前，中国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大约是6%。按照孙国峰和Rees（2021）的估算，2000s初中国自然利率约为4%，2019年底降到约2%。
图5中国的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孙国峰和Rees（2021）
在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短暂地受到疫情的影响。到2020年5月，疫情就得到了控制，经济基本恢复正常。此后欧美陷入疫情，经济活动停摆，供应链中断，对我国商品需求增加，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因此直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增速都还不错。
但是，2022年初，欧美经济逐步正常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时Omicron开始在我国蔓延。面对这一传染性强、毒性下降的变种，我国没有及时放松封控政策，而是更加严格地封控。各地纷纷实施了严格的、长期的封控，压低了TFP增速、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增速。主要传导机制包括（点击查看详细分析）：
1、迟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导致企业投资开支和研发开支下降。
2、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疫情防控，导致投入生产、研发的要素减少。
3、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点击1、2）。
4、疫情防控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5、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6、疫情期间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少子化加重。
7、劳动参与率下降。
这些传导机制与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使TFP增速、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在2023年7月，我认为中国的自然产出增速已经下降到了5%左右，自然利率被压低到了1.5%甚至以下（点击）。
这样，2022年以来，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边际投资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人口老龄化延续，技术进步继续放缓，国进民退导致的低效率继续存在，因此自然产出增速、自然利率还在继续下降。
（二）严格封控和行业整顿政策，推高了自然失业率（点击）
2020年以来，尤其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及迟滞效应还推高了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传导机制如下：
1、疫情封控导致人员流动不畅，信息不畅，推高摩擦性失业；
2、疫情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导致部分人失业；
3、实施了行业整顿政策，包括：
【1】2020年开始整顿平台经济，到2022年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一段落。
【2】2021年开始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到2022年告一段落。
【3】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指标，限制房企融资，一方面导致大量房企无法融资，濒临倒闭，只好于2022年10月之后又放开房企融资；另一方面，没有及时放松限购限贷，导致房价暴跌，居民资产缩水，资产负债表恶化，一直到2024年5月17日才基本放开。
【4】2023年开始整顿金融行业。
这些整顿政策中，有的有民粹主义的意味。对房地产调控过头之后又没有及时调整。这些整顿政策恰好与疫情重叠，使这些行业运行受到双重打击。在行业整体萎缩和人员流动不畅的情况下，这些专业性较强、就业面较窄的失业者很难再就业，推高了结构性失业。
4、企业的理性选择（往届生困境）
疫情导致应届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啃老，考研或考编。疫情过去之后，他们再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因为：【1】企业会怀疑他的能力；【2】他毫无相关工作经验，只能当应届生用；同时他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企业会觉得不如应届生好管理。这在企业看来是最优的理性选择，但客观上导致了结构性失业上升。
5、迟滞效应。
疫情导致短期经济波动，进而导致劳动力失业，不仅他的工作意愿受到打击，还可能失去工作技能，导致他难以再就业，永久地退出劳动市场。即自然失业率上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