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文红: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 * 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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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文红: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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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所以必须看清历史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在历史趋势中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不恰当的政策,少走弯路,就可以泽被苍生了。

特别国债,这使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由3.88万亿元增加到4.88万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3.16万亿元增加到4.16万亿元,财政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2024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2024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但是,我认为这个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二)国税部门在应该放水养鱼时,却预征收过头税、倒查税收,涸泽而渔

在企业和居民全面缩表的当下,原本应该减税,改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税务部门的做法恰好相反,它们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是倒查税收,追缴历史欠税(点击)。

追缴历史欠税是合法的,但时机不对。说小一点,此举会抽走企业现金,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被迫停产甚至裁员,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下降,进一步陷入困境。说大一点,会破坏营商环境,导致失业、居民消费下降、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二是预征“过头税”,即预征未来的税款。

预征过头税对经济有害无益。即便一开始经济处于稳态增长路径,预征过头税也会使经济偏离稳态(点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GDP规模将偏离稳态增长路径的GDP规模越来越远;应缴纳税款也将偏离稳态增长路径的应缴纳税款越来越远。

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预征过头税的负面影响很容易被后续的经济增长对冲掉,因此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不那么大。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腹背受敌阶段”,GDP增速将长期下降,还将长期面临通缩压力,名义GDP增速的长期趋势也将下降,这会导致财政收入将逐年下降。此时再预征过头税,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更大,雪上加霜。只能以后每年都预征过头税,否则财政就无法维持。而持续不断地预征过头税,会导致企业和居民更加缩表,经济增速雪上加霜,财政迟早会崩溃。

这些政策都是紧缩性的,体现了税务部门缺乏大局观,涸泽而渔,饮鸩止渴。

(三)地方政府在应该休养生息时,却杀鸡取卵

地方政府的支出普遍存在严重的刚性。2022年以来,随着经济下滑、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普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削减对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补贴,推动公用事业涨价(点击1、2)。

这会导致居民:

【1】削减消费;

【2】居民担心公用事业开支未来会进一步上升,因此会提前增加储蓄,导致消费下降得更多。

【3】居民原本就对经济前景和收入前景不乐观。当政府削减补贴时,居民会把这当作经济进一步恶化的信号,因此会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经济下滑、自己失业。从而导致消费下降得更多。

结果,消费下降的金额将远远超过政府节约的补贴金额,可能达到政府节约的补贴金额的数倍。即便政府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政府消费或投资),把节约下来的这部分补贴花出去,对经济的净影响也一定是紧缩性的。

公用事业价格上升本身会推高CPI和PPI。有些愚蠢的宏观分析师对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有助于经济走出通缩,却没注意到它会抑制消费,压低CPI和PPI,最终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

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提高公用事业价格,对整个经济将是灾难性的,它本质上是“以民为壑”,使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更低。长期看,导致当地消费不振,经济增长乏力,最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无法修复。

二是提高行政处罚力度,增加罚没款收入。

在一些城市,罚没款收入已经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40%以上。它对经济的影响与提高公用事业价格是类似的,并且更加恶劣,因为它不仅迫使居民和企业进一步缩表,还会严重破坏当地的营商环境。

目前中央正在酝酿对消费税进行改革,将其从全归中央,改为央地分成,使地方增幅能增加一个收入来源。问题在于,从国税预征过头税、倒查税收,地方增加罚没款收入来看,国税和地方都缺乏远见和大局观。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进行央地分成,并不能解决他们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加税这种蠢事,日本政府也干过。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1995年陷入“被追赶阶段”。1997年,IMF和OECD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削减财政赤字。于是日本政府于1997年4月开始实施1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的财政紧缩计划(加税、缩减开支),结果导致日本经济雪上加霜,GDP连续5个季度下降。一些成功熬过之前7年衰退的银行开始纷纷倒闭。2001年、2009年日本政府又两度犯了类似的错误。

中国政府应该摸着日本的尸体前进,而不是重蹈覆辙。

六、“腹背受敌阶段”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特点?

在“腹背受敌阶段”,经济将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一)潜在GDP增速将长期下降

目前中国潜在GDP增速大约是5%。未来在自然利率下降的同时,潜在GDP增速也将逐年下降。现实中的GDP同比将随之下降(点击),20年后可能下降到1-2%。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全国看做一家公司,那么GDP相当于营业收入,而不是利润。这家公司的效率特别低,2023年GDP同比5.2%,对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只有-2.3%,股市处于熊市。如果不能尽快提高TFP,那么未来当中国GDP增速降低到只有1-2%时,企业利润增速可想而知。

(二)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余额存量同比处于低位

2024年4月,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都创出历史最低(点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是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在“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强劲,居民收入上升,甚至一些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投资和消费增速都比较强劲。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无疑将比较高。

但是随着经济陷入“被追赶阶段”,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由于经济缺乏活力,因此M1同比将处于较低水平。

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意愿大幅下降,导致货币乘数将下降,货币流通速度放缓,货币创造机制不那么顺畅,M2同比、信贷余额同比增速都将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融出的资金量下降,即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同比将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2024年5月10日,央行发布了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专栏1《信贷增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我国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趋于弱化。信贷增速下降至个位数,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主要原因是:【1】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房地产式微,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加强,重化工业占比下降,对信贷的需求下降了。【2】随着信贷存量规模增长,信贷投放的边际效果递减。过度投放信贷会导致资金空转。【3】直接融资占比在上升。

这三点是有道理的。长期看,这三点都将继续存在,导致货币供给指标都将继续处于低位。未来很低的M1,7%甚至更低的M2,8%甚至更低的社融同比,9%甚至更低的信贷余额同比将成为常态。

(三)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发生在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前,也可能发生之后。但是在“腹背受敌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并且会反复发生。

这是因为,“腹背受敌阶段”的本质,就是真实因素导致本国实体部门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当下降到一定程度(图3中H点),低于后进国家时,本国企业为了盈利,只好出海投资,利用外国的低要素成本,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从而导致本国消费、投资、就业、经济增速全面下降。当企业在本国投资普遍无利可图时,它们就会主动缩表,削减投资,导致更多的失业;导致居民主动缩表,削减消费,即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

(四)将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且很难逆转(点击)

在“腹背受敌阶段”,由于本国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显而易见,此时经济容易发生通货紧缩。

2022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如果通缩压力来自短期的需求下滑(像2008年那样),那么随着需求快速恢复,通缩压力就会消失。但是2022年以来的通缩压力,根源是真实因素变化导致自然利率下降,这是个长期趋势,很难逆转,因此它带来的总需求萎缩、通缩压力加大也是难以逆转的,将长期存在(点击)。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不合时宜的政策又加重了通缩的压力。

另外,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占全球的大约30%,其中大约15%供应国外(出口),15%供应国内。当外需走弱时,如果内需能走强,消化多余的供给,则可以化解通货紧缩压力。问题在于,我国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后,一方面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将受到欧美日的围堵(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竞争对手的追赶。这样内外需双双受到挤压,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五)无法再采用行政措施去产能(点击)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像2016-2017年一样,再搞一次行政去产能,用行政手段强迫(比如)环保不达标的中小企业退出行业,人为造成供给端产能收缩,使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经济摆脱通货紧缩,改善存活下来的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表?

我认为不会,也不应该。理由是:

第一,当前的经济环境与2016-2017年完全不同。

在2016-2017年,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增速还比较高。当时迫使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让留存的企业改善处境,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而现在整个经济状况很差,GDP增速下降,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迫一批企业退出,会造成严重的失业。

第二,目前的产能过剩与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不同。

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是此前十几年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造成的,主要集中在传统周期性行业(钢铁、煤炭、有色、化工、建材等)。其中很多产能确实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理应淘汰掉。2016-2018年供给侧改革后,升级改造或新建了产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2022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过快、需求不足导致的,而不是说产能已经太旧,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了。如果去产能,把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会造成GDP增速进一步下降,那些竞争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而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如果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势必危及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微信公众号“丹江湖上钓鱼翁”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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